11月28日，吴念真在讲座现场。当日，以“这些故事 那些大师”为主题的讲座在北京电影学院举行，台湾文化大师吴念真、金像奖最佳编剧徐皓峰、编剧史航进行了精彩的对谈讲座。新华社记者肖潇 摄
被称为“台湾最会讲故事的人”的吴念真，在回答每一个问题的时候，都会用故事来回答。
在两个小时的活动和一个小时的采访中，他讲了40多个故事。他不喜欢直接用一两句话回答别人的问题，而是喜欢用故事里的道理让听者慢慢体会。
他有三重身份，编剧、导演、演员。这三个身份都围绕故事展开。他是著名导演侯孝贤的御用编剧，五次荣获台湾金马奖最佳编剧，主演了由著名导演杨德昌执导的电影《一一》，并自己导演了亲情电影《多桑》。他身后跟着长长的荣誉单。2015年1月，他执导的舞台剧《台北上午零时》即将来到北京首演。
“这一二十年来特别大的一个好处是，因为所有人知道我的行业是什么，又觉得我这人没有什么攻击性，小小的，所以他们很愿意跟我分享很多事，我走到哪里都是，‘吴导，我讲个故事给你听，长长的……’”吴念真说。
他穿着一件柔软的深色毛衣，露出衬衣衣领。眼镜后面，是一双始终在和故事打交道的眼睛。
生命经验的交换
在吴念真眼中，“没有读过很多书，或是生命经验很足但不知道如何表达的人”，讲故事更好听，因为他们讲故事的原因是“这个东西一定非常触动他”
吴念真相信，“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故事”“一个人的生命经验不够，但是很多人汇集之后，生命一下子扩展了。”他常常用“生命经验的交换”来描述讲故事这件事。
“他们很愿意共享，你就安静听嘛。”吴念真很愿意收集故事。在他眼中，“没有读过很多书，或是生命经验很足但不知道如何表达的人”，讲故事更好听，因为他们讲故事的原因是“这个东西一定非常触动他”。
从小体弱多病的吴念真，运动方面没有办法赢人家，所以就很会念书，成绩很好，但他很小的时候就不喜欢跟小孩子讲话，而是觉得“大人的故事太丰富了”。
他的父亲是矿工，小小的吴念真很喜欢跟工人们聊天，来自台湾各地的矿工为他打开另一个书本之外的世界。
“我6岁时是在听这个。再看那时候的课本都是什么郊游，好无聊幼稚啊。”所以，他每次升了新的年级，新老师都会问他的作文是从哪里抄的。
到了初中毕业，他就跟爸爸妈妈说不想念书了，因为“不想看到他们到处借学费”。16岁的吴念真一个人到台北工作，“那时候社会给了我很多很棒的东西”。
他用自己的方式在故事里学习，“人跟人接触的过程，你才会体会到另外一个生命经验的温度”。他说，自己更想当一个“转述者”，而非“创作者”。
他用“意外”来形容自己一路走来，成为编剧、演员和导演。
吴念真在台北工作到18岁开始念“夜间部”，之后当了三年兵，然后考了大学，读会计系。读书时开始在报纸杂志上写东西。
“就有人说，我写的小说很像剧本，因为通常只写什么人在什么地方发生什么事，要讲什么话，没有作者跑出来讲很多屁话:‘生命就是一种无穷尽的累积过程……’”吴念真回忆道。
于是他的朋友就问他要不要当编剧。“写写就写得还不错，然后就这样当了编剧。当了之后，就待在那个地方了，然后待待待待待……”他笑道。
后来，他写了关于爸爸的故事，写完之后拿给侯孝贤看，侯孝贤说“自己的爸爸自己导”，于是他成了《多桑》的导演。
成为演员，是因为杨德昌拿着写了“NJ(念真)”的剧本给他改，“那个人的角色我一看，是蛮有意思的，因为跟我的年龄也差不多，整个心境也差不多”。
改着改着就更像他，于是杨德昌就让他演，还对他说:“你不觉得我写的这个性格是跟你一样吗?就是很压抑，做什么就要做好，看起来很老实的样子，然后很多哀怨不敢说。”后来，他接了这部电影。
吴念真还曾拍摄一个电视节目，叫做“台湾念真情”，重播十余年，节目被整理成书，也在大陆出版，书中的种种人间邂逅也成为他电影和小说的现实来源。
他在11月底与北京电影学院学生的对谈中说，作为一个创作者，最需要的是，“几个人坐下来相互冲撞，把自己的整个生命经验做一个最诚实的交换”。
吴念真在交换生命的时候，会很容易进入到故事里。他在礼堂里讲述了自己弟弟去世后的一件事。他说，给弟弟办葬礼的时候，根据习俗，要用两个硬币招魂，扔下去，一个朝上，一个朝下，就表示弟弟的魂魄同意回来。可不论他怎么尝试，都不能成功。
在一旁的道士教他，说你跪下来求他，请他回来。吴念真开始大骂:“我为什么要跪下来，我没有跪下来的理由。你是我弟弟哎，是你要帮我办丧事才对，我还要帮你办丧事，我现在还要跟你跪下来求你回来!你不要回来了!”
礼堂里非常寂静，他的声音是唯一的，并哽咽颤抖起来。
有人问他是否会将弟弟的故事拍成电影，像《多桑》一样。吴念真说:“每个人的生命过程里面都有很多不堪，都有很多痛，那也不一定很多事情都可以拍电影嘛。”
“雾散了，景物终于清晰起来了，但为什么都含着泪呢。”在场的另一位嘉宾，编剧、影评人史航，用吴念真的这句日式俳句来形容吴念真。
点穴
曾经有一个妈妈把她最大的心酸与秘密在心里掩盖了几十年，而一部电影让她讲出来了，这件事让吴念真找到了创作者的意义
史航说，每次吴念真的一点点细节都是像“点穴”一样。“你如果读到那里，就会被点住穴道。过了几年你再读，你想躲闪一下，还是那个地方被点中穴道。”
他的书，他的电影，都是这样。
当记者问到，点穴是技巧还是直觉的时候，吴念真说，是因为他找到了一种“描述的方式”。
他的描述方式始自小时候念报纸给邻居听的经历。因为报纸文字与讲话的语言相差很大，他就会先读懂文章，再用讲故事的方式讲给邻居听。
吴念真批评现在的电影人，“又要商业，又要带一些艺术的使命，好可怕哦”，而编剧的最先的动机已经看不到了。
“你为什么不用最初的那种感觉去拍?最初的感觉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用电影展现可以让更多人享受到我希望的情感。”他说。
他很珍惜和侯孝贤的整个工作过程，“就是那么纯真的一个概念而已”。
在讲到他为侯孝贤编剧的电影《悲情城市》的时候，吴念真说，之所以要做这样一部关于“二二八事件”的电影，是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如果电影是可以讲的，那什么事情都可以出来讲”。
吴念真的一位朋友曾打电话对他说:“念真，谢谢你，我以前很看不起你制作的那种电影，但我妈妈昨天去看了《悲情城市》，看完之后昨天晚上给我们讲了一大堆故事，我才知道，我们曾经有一个舅舅死掉了，就在‘二二八’过程中被枪毙，因为是家族最大的禁忌，所以不能讲。”
这位妈妈看过《悲情城市》后觉得终于可以讲了，所以，“哭了一个晚上啊，描述那个舅舅的故事给他们听”。
吴念真觉得，曾经有一个妈妈把她最大的心酸与秘密在心里掩盖了几十年，而一部电影让她讲出来了。这件事让他找到了创作者的意义。
这部拍摄于1989年的影片斩获了第46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奖、西阿克特别奖和第26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导演奖。
“我觉得人生里面最珍惜的，还是你曾经遇过的人，跟那些事情留给你的感动吧。”吴念真说。
讲给每一个人的故事
吴念真相信存在所有人都能懂的故事，因为人性的本质是相通的
当吴念真做过很多电影之后，也开始“偏爱舞台剧”。
“话剧让你前所未有地感觉到自己跟观众是那么的接近。”他眯起眼睛，“你甚至可以从他们的那种轻微的声音中，去感受他们有没有进入故事的状态。”
他认为，这对演员来说是一种最大的挑战，对他自己来说也非常辛苦，但是“它反过来让你有一种过瘾”，那就是“享受到那种人跟人之间最大的那种沟通的快乐”。
他做电影，就是希望通过电影去获得最大的共鸣，而舞台剧给他的感受是同样的。
此外，舞台剧对写作有“一种极大的限制”，要在仅有的场景里完成更多东西。吴念真引用侯孝贤的一句话:“找到限制，就找到自由。”
台湾的舞台剧曾一度走向看不懂的阶段，吴念真形容，“越看越别扭，但是看完之后还要鼓掌，那个掌声都很迷惑”。他就想，有没有一个方法，可以把观众做大。
“让戏剧的过程不是那么阳春白雪，要从大家可以理解的做起。”吴念真的理念，是“讲故事给每一个人听”。
他希望，有一天，话剧可以有七十几岁、六十几岁、五十几岁和十几岁的观众一起看，大家都看得很感动。
1983年，他看到赖声川带学生演出的一个舞台剧。剧中人物讲述了一个很生活的故事。“我在那边看，边哭出来。就觉得，对啊，可以这样子啊，变成一种生活的一部分。”吴念真说。
后来，在剧团的要求下，他开始创作舞台剧《人间条件系列》，在舞台上讲生活中的话，人们天天都会听到的对话和看到的场景。“就这样弄弄弄，弄到今年，现在还在演，是这个整个系列的第六集”。
这次，他选择把人间系列的第三部带到大陆。这部戏讲述三个年轻人在城市工作中的爱情和情谊，因为这样的故事“大家都懂”。
他相信存在所有人都能懂的故事，因为人性的本质是相通的。他还希望找到两岸观众都能有共鸣的故事，甚至他还为这个系列的第七部找到了主题:台商。
对于这样一个群体来说，“只可惜异乡变故乡，故乡变异乡”。吴念真说，他认识很多台商，收集了很多故事。“我记得常常会出现那种奇怪的词。台商回到台湾就会喊:‘师傅!’那个司机就回头，‘你大陆回来的?’”讲完吴念真就大笑。
在他的故事里，有眼泪，也有欢笑，他说自己是一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相信“未来不会比现在差”，但前提是“要很用力”。
他也发现自己体内的“黑色幽默”，认为“人生其实最奇妙的东西是这个”。
“就像我朋友说的，他用五年的时间追求一个女的，结婚两年开始每天越来越恨她，然后第五年的时候离婚。我说这个追求的时间跟舍弃的时间差不多，而且中间惨遭蹂躏对不对?”他笑道。
“其实人生也是一样啊，不是这样子吗，就是哭哭笑笑中间这样过的。人生就是有悲有喜嘛。”他说。（记者姬少亭、韩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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