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昭和二十年(1945年)八月十四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投降诏书，到现在已经过去整整68年。然而，本该从历史上消失的日本军国主义阴魂，却在60多年后今天的日本领导人身上开始复活——他们不仅否定二战以来的国际秩序、在东亚不断挑起事端、对本该按照《开罗宣言》和日本在二战投降书上签字“归还其从中国窃取”的钓鱼岛“国有化”、否认二战侵略历史，甚至还叫嚣着要学习纳粹来“修宪”，以谋求扩军备战……针对近来日本越来越离谱、越来越危险的举动，台湾社会呼吁——
不承认对亚洲国家侵略，让受到过日本军国主义铁蹄践踏和奴役的亚洲人民怒了！通过强盗手段将钓鱼岛“国有化”，让全球中国人怒了！
对于越来越离谱的军国主义复活、一系列挑战战后新秩序的挑衅行为，原来视日本为盟友的台湾各界也开始重新审视这个盟友:日本要翻二战的案吗？
■中国对日侵华战争罪行清算其实没结束
12月1日，是二战中著名《开罗宣言》发表70周年，和往年一样，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亚中都会习惯性地拿出一个文件袋，因为那里有他搜集的一些研究二战相关史料，尤其是关于《开罗宣言》方面的。
不过，张亚中感觉到和往年有些不同的是，无论在大陆，还是在台湾，或者是海外，关于纪念《开罗宣言》发表的活动层出不穷。张亚中认为，之所以过去没有这样高潮迭起的纪念活动，可能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大家为了和平目的，给日本更多认识历史，改正错误认识的机会，所以，不去有意扩大这类纪念活动。二是，过去战后日本有几任领导人，曾公开为日本侵略亚洲国家、给这些国家和人民带去的苦难而道歉，那么既然这样，大多数国家和人民也都从着眼未来考量，希望日本能牢记历史，并以史为鉴，多做有利于亚洲、有利于世界人民和平的事，也就放下恩怨，继续和日本交往，甚至发展友好关系。三是，一些国家因为国家发展原因，或者因为内战原因，还顾不上对日本战争罪行进行清算。而中国是三者兼顾。
70年前的1943年12月1日，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夕，中、美、英三国首脑聚会北非埃及首都开罗，发表了著名的《开罗宣言》。正是《开罗宣言》确认了日本发动的对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侵略性质，宣示了中、美、英三大国联合对日作战的目的和宗旨。
张亚中说，该宣言规定了促使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惩罚性措施，更重要的是，它明确规定“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包括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悉数归还中国”而钓鱼岛作为台湾岛附属岛屿正列其中。
“不应该因为有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台湾1952年与日本签订的和约，或者大陆和日本建交后签订的协议等，就认为中日战争账算清了，其实，这只是个开始。”张亚中电话中告诉本报记者，《开罗宣言》是战后东亚国际秩序的起点，《波茨坦公告》、《日本降伏书》是第二及第三个逗点。《旧金山和约》原本应该是最终的句点，但是美国没让两岸当局中的任何一方参加，而是两岸后来各自与日本分别签署了和平条约，各画各的句点，“但是从整个中国来看，这只是个顿号而已。”
张亚中表示，日本迄今不愿意承认战争的罪行、参拜靖国神社，拒绝为慰安妇事件赔款。更发生了战败国强占战胜国领土钓鱼台列屿的奇怪现象，琉球问题亦未依国际法处理。这些均是由于两岸内战造成分治，而让日本得以从中得利并逃避责任。日本虽然是个战败国，但是利用了两岸的分治与敌视，成为一个强势的战败国面对两个因为分治的弱势的胜利者。日本的行为充分显示，一个以《开罗宣言》开始，一个最后一个句点，即必须由两岸共同与日本签署的和平条约还没有真正的完成。
“因此，一个战后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对日和约其实并没有产生。”张亚中认为，它必须由两岸合起来与日本共同签署一个最终和平条约才算完成法理程序。
■美国是军国主义真正的“招魂者”
“无论钓鱼岛事件，还是东亚其他地方紧张局势，哪一个都离不开美国人的暗中策划，然后让他的‘小兄弟’出来挑事。”这是两岸专家学者对近来日本军国主义抬头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背后故事的基本共识。
除了在钓鱼岛、在东海防空识别区问题上，美国一边倒似地倾向日本挑衅中国外，就在两岸都在纪念《开罗宣言》当天，美国在台协会(AIT)前处长司徒文却妄言:《开罗宣言》认为台湾应归还给中华民国的意图非常明确，中国大陆以《开罗宣言》来主张对台湾主权的正当性“不成立”。
两岸纪念《开罗宣言》，本身是两岸中国人对正义历史的追忆，对企图推翻二战历史的日本的警告，个中并没包含司徒文的“言外之意”，而作为美国人，司徒文不仅没有支持由自己祖国曾一起参与宣告的这个宣言，反而混淆是非，在那儿“指桑骂槐”。
当然，司徒文的这种“司马昭之心”的言论引发了两岸中国人的愤慨。
台湾著名时评人张方远以《两岸问题司徒文别插嘴》为题发表文章指出:我们尊重司徒文个人的主观愿望，但他的说法既与历史客观事实不符，也与国际法理相悖。司徒文早年曾外派北京，2009年后又成为AIT台北办事处处长，理应对《开罗宣言》之于东亚与两岸的意义了若指掌，如今蓄意公开发表此论，显然在误导台湾民众，挑拨两岸关系于无形。
张方远指出，以西方所建立的当代国际关系体系来看，中国与西方民族国家形式有很大的差异。就算内部几经改朝换代，但“中国”这个国家却不像罗马帝国那样消散。美国人司徒文如果不能理解中国这个特殊性，在解读《开罗宣言》的适用上就会产生很严重的误差。
他说，1895年马关割台，中华民国当然还未成立，《马关条约》是由清朝所代表的中国与日本所签订。二战末期，日本败象已露，1943年所发表的《开罗宣言》声明“日本窃取于中国之所有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当时代表中国的政府即蒋介石所领导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1947年才行宪)，“中国”由“中华民国”政府代表行使国际权利。战前日本从中国窃取的领土，战后必然归还给中国，只是代表中国的政府已由过去的清朝更迭为当时的中华民国，因此《开罗宣言》声明台湾等地在战后归还中华民国，在本质上就是归还给中国。《开罗宣言》复经《波茨坦公告》与《日本伏降文书》加以确认，台湾复归中国殆为定论。
1949年两岸由于内战而“分治”，但中国的主权并未分裂，两岸都实施一中宪法，没有成为两个国家。因为内战的历史事实，再加上一中宪法，而且目前世界上多数国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整个中国，联合国的中国席位也由大陆政府来代表，那么大陆根据《开罗宣言》来主张拥有台湾的主权合法合理合情，同时也能主张对钓鱼岛的主权。如果大陆方面不如此宣示那才奇怪，不就成了“卖台”与“弃钓”的历史罪人吗？
张方远一针见血地指出，两岸之间确实存在争议，现状也很复杂，但这并不妨害台湾与钓鱼台等地归属中国的事实，而究竟谁代表中国则是两岸之间的问题。两岸之间的问题，是国共内战造成的结果，即中国的内部事务，必须由所有中国人共同解决，美国人司徒文没有资格说三道四。司徒文不要忘了，《开罗宣言》所建构的战后东亚秩序，正因美国的插手干涉而被破坏。两岸长期分裂，台湾问题悬而未决，也是美国造成的。美国操纵分离主义势力，炮制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透过各种管道在台湾社会各阶层各领域进行全面的塑造意识形态工程。
最后他将话题转向台湾当局:司徒文拿《开罗宣言》扭曲台湾法理定位，介入两岸事务，挑拨两岸关系，竟还成为台湾当局的座上宾，这对于大肆纪念《开罗宣言》的马政府来说，不是最大的讽刺？
而对于美国指责中国(大陆)设东海防空识别区问题，两岸和平发展论坛召集人、台湾劳动党主席吴荣元表示，中国有权力也有责任在其领空延伸区域划设防空识别区，寻求自我防卫，美日无权干涉，也无立场指责。美日才真正是东亚地区最大的战争因子，图谋围堵中国，又将责任归咎到中国身上。
吴荣元表示，防空识别区的概念即由美国首创。二次战后美国划设台湾与日本之间的防空识别区，将钓鱼岛归入日本防空区，又于1972年片面将钓鱼岛行政权移交与日本，制造了遗留至今的钓鱼岛问题，造成区域动荡不安。
吴荣元指出，如果真的要寻求东亚地区和平安宁，美国就应该停止再插手亚洲事务，必须先正视、承认钓鱼台争议的存在事实，不要以“美日安保条约”作借口，不明确表态却偏袒日本；美国唯有承认争议的现状，放弃干涉，相关国家与地区才有冷静沟通的可能，带来永续和平的曙光。
台当局前农业主管部门负责人、现任国民党智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政策委员的林享能也表示，面对日本右翼势力上演“购岛”闹剧，中方公布防空识别区是被逼出手，别无选择。
■国际社会对中国并不公平
“两岸中国现在可以考虑打出《开罗宣言》这张牌，把清算日本对中国犯下的战争罪和还回钓鱼岛这个问题推到国际舞台上。”谈到钓鱼岛问题和日本军国主义抬头，林享能表示，事关领土主权上，必然寸土不让。他认为，两岸中国人不妨寻求在国际上祭出《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呼吁日本悬崖勒马。
他还呼吁，两岸在东海和南海应该形成共识，不要有分歧。钓鱼岛是中国领土，不管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都一样。
其实，不仅仅两岸中国人对美国袒护日本不履行二战有关文件，甚至出现美国怂恿表示不满外，国际社会也有同样声音。
10月下旬，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了牛津大学教授拉纳·米特的一篇《世界欠中国二战一笔战争债》的文章，文章中拉纳·米特指出，中国(大陆)在表达渴求亚洲和平之际，也坚定地对东海和南海海域声索主权。对许多观察家(以及那些惴惴不安的中国邻国)而言，这种矛盾给人以压抑感，原因在于中国在世界上与日俱增的重要性。
“其实，另一个很少被记起的因素也在起作用，即中国挥之不去的愤懑情绪:中国在二战期间对同盟国抗日战争的贡献不但从未被全面承认，也未转化为中国在本地区的政治资本。”拉纳·米特表示，中国抵抗日本侵略是未被讲述的二战伟大故事之一。尽管中国是首个与轴心国交战的同盟国，与美国、英国甚或到1945年8月才对日宣战的苏联相比，中国在太平洋战局中的作用远未得到承认。战后，中国的贡献被置于一旁，在纯意识形态竞争的冷战期间，成为不宜提及的一段历史。
该文章中，拉纳·米特教授指出，中日战争在1937年全面爆发。尽管远比强大的美国或大英帝国弱小、贫穷，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发挥了主要作用。1944年，约4万名中国士兵在缅甸与美英军队并肩作战，确保史迪威公路安全通畅。在中国境内，他们牵制约80万日本兵力。中国为此付出巨大代价。日本则犯下诸多暴行。这些暴行使当时疲弱和孤立的中国承受巨大压力。战争胜利后，中国因其贡献而拥有一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但仅此而已。1949年国共内战结束后，对西方而言，中国仅在数年间就从盟友变为具有威胁的共产主义大国。
“如今，与这段历史密切相关的一个主要后果是，同1945年后形成北约和欧盟的北大西洋地区不同，昔日的亚洲敌对国家从未达成类似多边机制。美国在其主导的战后秩序中让中国靠边站，意味着中国和日本从未签署合适的和平条约，许多西方历史学家也将中国在二战中的作用视作一个插曲。”拉纳·米特感叹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