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民间的呼吁及专家挽留，都未能阻止台湾眷村的渐行渐远。这种独一无二的聚落形态，在现代化车轮的碾压下，与对它爱恨交加的各方告别：“归来寻旧蹊，父母皆不在”。
1949年，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及家属带着“几年后就可以回家乡”的心境来到台湾，没想到就此落地生根。1956年开始，台当局开始在全台范围内为官兵眷属兴建居住地，黑瓦顶、水泥灰墙、绿色窗框、红色双扉门、竹篱笆，是眷村民居的写照。10年间，近千个眷村，10万户眷民，以独特的聚落形态，发酵出独一无二的眷村文化，也使台湾有了更丰富的族群元素。
在桃园县杨梅陆军埔心眷村长大的张筱麟记忆里，眷村的房舍多以黑瓦盖顶、竹筛糊泥为壁，每遇台风，摇摇欲倾。来自五湖四海的眷村居民，虽然方言、饮食不尽相同，却因着同样的贫穷、苦难与乡愁，而守望相助。
张筱麟说，当年物质匮乏，一台晶体管收音机就是奢侈品。眷村人的休闲娱乐选择省钱的“集体项目”，或在树下聊天、下棋，或聚在一起听唱京戏；3户人家挤在只有5坪的房子里，窄窄的架子床，孩子与父母共睡；在自来水还没有普及的20世纪50年代，许多眷村只有一口深井，井边排长龙洗澡是常态。军事化管理还培养了村内子弟的思维，率直、冲动、重感情的个性，而父母传递给下一代的，多是“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的思乡之情。
有统计称，眷村后代是台湾近30年发展的中坚力量，新闻界、影视界、文化界和政界，他们的身影随处可见，例如李安、林青霞、张艾嘉、邓丽君等，台湾首富郭台铭也来自眷村。
台湾最早规定眷村改造法令是1996年，将眷村拆除改为公寓大楼。十几年改建下来，只剩下100余处有记载的眷村。
眷村第一代张天智，守护着台北地区最古老的眷村——四四南村，已历经64年，如今的身份是台北市信义区景新里里长。
他拿出一个珍藏的小本子，对中新社记者说，四四南村总共有25栋平房，面积11300坪，户口登录的720户，4500多人，每人平均住房面积0.36坪。拆建后，保留下来4栋平房，变身为文物馆。
“到我这个岁数，最重要的是要有精神交流的空间。”在张天智看来，平房区的住户可以有更多的交流机会。迄今眷村老人还会每天到他的办公室碰头聊天，闲话家常。他们要守住的是一种情怀，故土般的，海对面的记忆。
在追忆历史中，眷村人终究要面向未来。
2009年，台“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发布老旧眷村文化保存选择及审核办法。认为保存眷村具有重要性、稀少性与特殊性之历史、文化、艺术价值、特殊建造技巧或建筑形式、重要历史事件或人物。将台湾划分为北、中、南、东、离岛五区，各区选定一至两处办理眷村文化保存。
在眷村保护中，民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少眷村成为旅游胜地，自“穿越”中寻找到发展的契机。
台中市忠勇路的“彩虹眷村”，以水泥漆的方式，用鲜艳色彩的卡通化人像、动物彩绘，成就一道独特的艺术风景；澎湖“笃行十村”和“莒光新村”，被视为是眷村旅游开发中较好的样本，保存有精彩的人文历史建筑、军事古迹设施，还有美丽的岩岸海湾和沙滩，正是大陆观光客情有独钟的“外婆的澎湖湾”。
眷村的消逝，是一个特殊时代的终结。
“台湾眷村就像北京胡同，那些老的房子一旦拆掉，文化积淀深厚的历史就都没有了。”有学者把眷村视为一个超越居住意义的文化符号，展示台湾50年来多元的社会状态与“草根”生活。抢救消失的眷村文化，在经历了“过尽千帆皆不是”的期待后，迎来的是“瘦尽灯花又一宵”。
眷村文化研究者黄洛斐感慨说，眷村文化抢救声浪四起，各地当局虽然积极指定或登录文化资产，然而，这些文化资产如果没有妥善管理维护，保存文化变成口号，“拆的拆，偷的偷，难道以后还要花钱去补回来？有些地方破坏到根本看不出原貌，又将如何补救？”
对于眷村的第二代、第三代而言，那些交织着老迈与新生、过去与未来的故事并不曾忘却，但却逐渐在远去。(记者 冽玮 陈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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