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百年前的辛亥革命，这场迂回、艰难而又划时代的大事件使统治中国两千年之久的王朝体制彻底崩溃。在这场革命中，上海起到了不容小觑的作用。当位于中部的武昌首义打响第一枪后，和武昌遥遥相望的上海群集“各省之力”，实际成为了担当领导辛亥革命的中心城市。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说“时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
上海为什么能成为辛亥革命中举足轻重的城市？它的地位是偶然还是必然所致？这场革命又给这座城市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日前，东方网记者专访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解析辛亥革命与上海密不可分的历史交集。
上海必然是担当领导革命的中心城市
在历史进程中，上海对辛亥革命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上海的地理位置、租界构成等都显示，上海与辛亥革命的交集不是偶然，只能是必然。
武昌首义后，上海作为通商口岸和中国最近代化的工商业都市，中外联系宽广，水陆交通便利，拥有优越地理位置和经济实力，地位举足轻重。
当时的上海拥有中国最大的租界。租界不受清政府直接管制，各种新派人物能够在这里创办、经营私有报纸、杂志和出版机构等文化事业。这种特殊的环境，使思想、言论自由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租界和租界内的大量外报的存在，为华人报纸放开舆论提供了条件。租界也是革命者的活动基地，同时也是避风港。辛亥革命时，陈其美的活动都是在租界内进行。租界还是革命者出国的跳板，与外界联系的窗口。
武昌起义后，形势一度危急，如上海不赶快响应则辛亥革命恐不能迅速成功。在这紧急时期，同盟会领导者陈其美等人考虑上海进可攻于江浙两翼，退可守于租界之内，决定在上海也发动起义并最终成功光复上海。之后上海马上援助杭州、苏州、南京，东南地区随之光复。这一成果大大声援武汉，上海推动了辛亥革命的最终胜利。
各种力量共同推动上海光复
上海的光复过程，是各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1911年夏天，革命党人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领导者有宋教仁、陈其美、谭人凤等，负责领导长江流域革命斗争。此前清廷迫于压力同意适度改革，派年轻人留学学习军事，归国后担任军官。然而看过了民主自由世界的军官也开始不满意封建专制，很多已和清政府不齐心的上海军警最后也在劝说下参加革命。
上海地方士绅亦是革命的主体力量之一，1910年1月起，在不到一年时间里，以上海士绅为代表的立宪党人发动4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声势浩大遍及全国。但清廷拒绝速开国会，使得知书达理、富有资财的士绅阶级大失所望，上海地方绅商的政治态度更趋于急进，对革命党人的态度也渐为同情。之后，上海地方士绅的经济支援给革命带来了强有力的能量。以李平书为代表，他与陈其美携手参与了上海的光复行动。
会党是晚清重要的社会势力之一，“无恒产者，无恒心”，没有“恒产”的会党对于现实世界很不满，有着想改变自己命运而革命的意愿，但同时也有着很强的社会破坏性。革命党人积极与上海的会党联系，上海的青红帮势力充当了反清起义的先锋。
提升城市地位影响深远
辛亥革命推动了上海的现代化，可以说，这也是一座城市的革命，它对上海的政治、经济、文化、观念、城建等各方面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辛亥革命后，上海成立沪军都督府，政治地位首先得到大幅提升。原先还只是江苏省一个从属县的上海，1927年“摇身一变”成为特别市。其次，自清廷倒台后，民国政府制定了一批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新政策，直接在上海掀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上海迅速从一个工商业城市跃升全国乃至亚洲的经济中心。
辛亥革命还给上海带来了文化、观念的颠覆，移风易俗。从外观而言，1919年孙中山先生请上海亨利服装店将一套陆军制服改装成便装后，“中山装”随之诞生，成为当时男士最为推崇的服装，改变了过去等级森严的着装规定。此外，辛亥革命后妇女逐渐走向社会，获得前所未有的平等和自由。上海师范大学曾做过一个有关妇女“缠足”的调查，全国来看，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生的女子很多还在缠足，而这段时间上海的妇女大多都是“天足”（没有缠过的脚）。
拆除原有城墙，填埋河道，供应煤水电，出现有轨电车、无轨电车及汽车，形成新的城市交通网络……辛亥革命后，上海大兴城市建设，焕发出新的面貌和新的气象。此后上海迈入高速发展阶段，一直到1937年日军占领上海。辛亥革命之后上海的持续高速发展，可能唯有上世纪90年代浦东开发开放对城市的贡献能与其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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