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他们提出这个问题，我觉得匪夷所思，后来才明白，他们觉得台湾故宫博物院的很多文物本来就是大陆运过去的，他们担心大陆会不会借展览这个机会扣留。”这个对杨建新来说“想都没想到的问题”，却成为了圆合之梦的最大阻力。
大陆方面一般认为，文物司法免扣押的协定双方，应该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这样的主体地位，在海峡两岸不能达成一致，“大陆为此出台一部法律的现实条件也不具备”。
为了进一步推进合展，2005年7月，刘长乐与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赴浙江省博物馆，在浙江省博物馆馆长陈浩的陪同下，观摩《剩山图》真迹。
同年8月8日，陈浩致信台湾故宫博物院院长石守谦，提出举办“浙江文物精品展”，将《富春山居图》也涵盖在内，希望《剩山图》和《无用师卷》能够在台北与杭州互展。
“但这封信，我这个层面没有得到任何回应。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是民进党执政，这种情况下(实现合璧)更是不可能的。”陈浩戴着一副复古的书生气的小圆眼镜，在西湖边堆满书纸文献的浙博办公室里，把这个故事一遍又一遍地讲给一拨又一拨的媒体。
信函沟通其实也是彼此试探态度的温和之法，但在当时台岛政治氛围中，这种试探只成了单向意愿，且效力甚微。
2006年，刘长乐又一次到台北拜访故宫当家人，此时，院长已更换为民进党人林曼丽。 但限于当时岛内形势，林院长“态度谨慎”，没有给予确切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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