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回去吧。”昨晚7点，李继贤对送行的人群挥挥手，转身迈步，向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候机厅走去。
一连四天，陪伴这位98岁飞虎队老兵走完回乡之旅的记者，听老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想不到”。他想不到家乡的巨变，想不到乡亲们的热情，也想不到此次行程会如此顺利……而就在老人即将踏上归程返回台湾时，却收获了一个更大的“想不到”——战友之子登门，磕头认他为父。
最后一站 拜会故人之家
此前几天，忙于安排和跟访老人回乡的行程，记者对那位名叫陈庆延的南京老人所知不详，只听说他的父亲也是一位飞虎队老兵，名叫陈海泉，早在1943年就下落不明。所以昨天，当随同李老到陈家做客时，记者以为这只是故人之子一次礼节性的邀请和招待。
9点多，车已经停在了陈庆延位于栖霞区的家中，那是一个老式新村，等待在那里的，除了楼道入口处的欢迎横幅，还有一个坐着轮椅的老太太。
老太太叫杨璞，是陈海泉的遗孀，今年已87岁。“我妈妈身体不好，早就失去行动能力了，一直在安徽老家休养。”陈庆延在路上已告诉记者，1943年父亲失踪时，母亲怀着身孕，次年生下他后，老人就开始踏上寻找丈夫的漫漫长路。而陈庆延，则在老家由舅舅和姑妈们轮流带大。此后陈庆延随亲戚来到南京，读书生活成家立业，如今是一个印染厂的退休员工，而他的母亲杨璞，始终没有放弃寻找丈夫，直到自己不能动了，还让儿子继续打听，“活要见人，死，也要知道是怎么死的。”这是老太太经常对儿子说的一句话。
在陈庆延的描述中，老太太一直不太爱说话，自从腿坏死坐上轮椅之后更是经常数日不发一言。果然如是，那位眉眼间极见沧桑的老人，即便是看着曾与日思夜想的老伴并肩战斗过的李老越行越近，却仍抿着嘴不发一言。只是那瘦削的肩头，早已开始剧烈的颤抖，两行浊泪，顺着满是皱纹的眼眶，流落无声。
李老早知眼前这位是战友遗孀，自轮椅中人进入视线便再没转过目光，搀扶他的记者能感觉到老人的脚步有些急了，呼吸也显出了沉重。一步、两步、三步、一大步——两只苍老的手握在了一起，却都没有说话。李老在老太太的手背上轻拍几下，眉头紧蹙，双唇微颤，但只是点了点头，而后又摇了摇头；老太太抽出被李老握住的手，旋即又再握紧，嘴唇翕张却只字未出。
极其自然地，李老走到了杨老太太身后，扶住了轮椅，然后缓缓推了起来。两个此前素未谋面的老人，像一对深交半世的老友那般在不大的院子里踯躅而行。
向当年那个开P40的战友敬礼
跟随着两个沉默的老人，我们缓步上楼，走进了陈庆延的家。那是一个简陋的二居室小屋，虽已着意装点，却仍能在那一几一椅间看出主人生活的清贫。其中最能吸引来者目光的，是对门一面墙，满满当当挂着许多幅图片，飞机、军人、战场——像极了那个杭州墓园中的飞虎队史料展馆。
“这是我父亲，陈海泉。”陈庆延恭敬地将李老扶至墙边，指着上面一幅军人照片动情地说。然后专注地看着老人，希望能从这位长者的口中，听到关于父亲的只字片言。
史料记载，陈海泉和李继贤老人，当年都是飞虎队第五战斗大队的队友且入队时间相仿，曾一起训练、生活和战斗过。对这些，李老是有印象的，只是已不太深刻，“我知道他，有没有一起出过任务已经记不得了，但肯定是在一起训练过，当时开的是鲨鱼嘴P40。”
仅仅这几句简单的回忆，竟已让陈庆延和一旁目光始终盯着老伴当年英挺身姿的杨璞老太太，激动得老泪纵横。“我就跟母亲说，您一定记得父亲，您果然记得。”陈庆延擦掉泪水，对着父亲遗照深鞠一躬，“父亲，我带着李伯伯，您的老战友，来家里看您了。”然后是一阵夹杂在抽泣中的自语，已低不可闻。却见李继贤老人，也已对着同一个方向挺然而立，鞠躬，敬礼……
[ 责任编辑：张晓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