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二哥在美出版回忆录：后悔与美中情局合作

　　达赖二哥嘉乐顿珠在美国出版回忆录

　　今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回想上世纪50年代的那场全面武装叛乱，及此后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有人五味杂陈。流亡境外的达赖二哥嘉乐顿珠在美国出版回忆录，称后悔当年与美中情局合作，台北、新德里到华盛顿都背叛了达赖，美国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挑起矛盾。

　　现年87岁的嘉乐顿珠，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家关系学院教授石文安博士合作，共同撰写了他的回忆录：《噶伦堡的面条商人：我为西藏奋斗的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The Noodle Maker of Kalimpong: The Untold Story of My Struggle for Tibet)。该书于今年4月在美国公共事务出版社出版，披露了许多不为外界所知的内幕。

　　16岁被送到南京学习

　　嘉乐顿珠生于1928年，是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的二哥，毕业于国民党南京中央政治学校。他在回忆录中说，十六岁被父亲送到南京学习，开始接触高层政治生活。那时，蒋介石、宋美龄一有空就接他到家里吃饭。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他曾任达赖私人代表与中央政府联系。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他的名字与达赖喇嘛紧紧相连。

　　“达赖逃亡是事先设计的”

　　嘉乐顿珠透露，1950年人民解放军开始进军西藏时，他悄悄地去了印度，为达赖喇嘛寻找退路。他考虑，万一达赖喇嘛发动叛乱，必须提前设计逃亡路线。一直对西藏显示出浓厚兴趣的印度无疑是最好选择。在印度，美国中情局(CIA)一直与他接触。按照他们的计划，利用空投的方式，让携带无线电与武器的藏独分子进入中国境内。在中情局的训练下，两名藏人成功的到达达赖身边，并陪同他一起逃亡。在逃亡途中，他们一直使用无线电台与印度联系。

　　“一生都懊悔与美国中情局合作”

　　1959年达赖喇嘛叛逃。此后三十年间，嘉乐顿珠一直游走于美国中情局、印度情报部门和台湾蒋介石政府间。可以说，他参与了达赖方面与各种国际政治势力的周旋，也亲眼看到美国对待“西藏问题”的态度，随中美关系亲疏摇摆不定。2009年，他接受《华尔街时报》采访时，曾公开说：“美国人只能给中国找点麻烦而已，并没有对西藏的长久政策。达赖喇嘛从未被视为什么角色。” 在这本回忆录的最后，他直言不讳地表示：美国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挑起汉藏不和，并成功利用此事深化与印度的误解与混乱。他说：“与美国中情局的合作，是我一生都懊悔的事情。”

　　“中央领导对我很好、很客气”

　　他在回忆录中说，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他频繁来往于印度和香港，就是想了解中国大陆发生了什么，在任的领导人对达赖喇嘛的态度如何。在北京受到邓小平、习仲勋、乌兰夫等中央领导接见。邓小平“很有胸怀”，对境外藏胞提出“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来去自由、既往不咎”等政策。“习仲勋、乌兰夫等领导对我都很好，很客气，我们之间常常交谈得很愉快”。

　　“‘流亡政府’的误判使机会丧失”

　　他在回忆录中说，中央为了表达接触商谈的诚意，提出可以让达赖喇嘛选择商谈的时间和地点。这是中央政府的低姿态，是一个让步。但由于某些“流亡政府”官员错误判断上世纪90年代之初中国当时的形势，加之受印度方面的干扰，在未知会中央的情况下，单方面公布了接触商谈的时间地点。这种违反常规的做法，最终使达赖喇嘛在双方关系最为缓和的时期，丧失了一次弥足珍贵的“谈判”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