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长子万伯翱回忆父亲：做万里的儿子不容易

　　谈父子情

　　父亲叮嘱我当一个有文化的农民

　　新京报：您眼里的父亲是一个怎样的人？

　　万伯翱：父亲对子女要求很严格，对四个儿子尤其严厉，他对女儿比较温情，妹妹可以在他跟前撒撒娇，哭鼻子，开玩笑，我们四个儿子从来不敢跟他撒娇，连跟他说话都有点害怕。他老了以后，就随和很多，对孙辈很和气。

　　父亲对我的表扬不多，我到农村去锻炼后，有次他写信告诉我，他接见了一批即将下乡的知识青年，他跟那些知识青年说，“我儿子也是知青，我为儿子感到骄傲。”父亲不轻易表扬我，我看到信后心里很高兴。父亲退休后，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你是受到周恩来表扬的模范下乡知识青年，我给你写的信最多了。”

　　新京报：您父亲经常教育你的话是什么？

　　万伯翱：父亲经常告诫我要自强自立、自食其力。18岁我高中毕业，父亲就主张把我送到乡下去锻炼，当时奶奶和母亲抹着眼泪不同意，父亲坚持要送我下乡，他说，“我就是农民的儿子，希望我的儿子能到农村去接受锻炼，在风雨中成长。”

　　不过父亲叮嘱我，要做一个有文化有知识的农民，他跟我说，“农村是个大学校，你可以研究植物学，你可以研究养殖业，你喜欢写作，下乡丰富生活阅历，一样可以成为作家。”临走时，他送给我一本很厚的笔记本，他在首页题字：“一遇动摇，立即坚持”，我至今还保存着这本笔记本，里面我写满密密麻麻的文字。

　　新京报：您到农村一呆就是十年，是不是吃了很多苦？理解父亲的做法吗？会不会想：“我是高级干部的孩子，还要吃这样的苦”？

　　万伯翱：我到农村去就带着三件东西：父亲在抗日战争期间部队发的一床补满补丁的旧被子，父亲穿了多年的灰棉袄，还有15块钱。我就这样到了河南省西华县黄泛区农场。农村的生活是艰苦的，有时睡的是50人的草屋大通铺，要到一里多地外担水吃，吃的是红薯加咸汤，我正在长身体，吃不够。和大伙一起干活，有时顶着快40℃的高温、毒辣太阳给果树喷农药，风一吹满身都是农药。累也不能吭声。

　　要说我刚开始没有想法是不客观的，苦的时候累的时候我会想北京的同学在城市过轻松日子，凭什么要放我一人到穷乡僻壤来锻炼。但父亲给我写信，鼓励我要好好向农民学习，加强锻炼。我很快融入农民的生活，1963年，《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市委书记的儿子参加农业劳动”报道了我下乡锻炼的事情，周总理在首都应届中学生毕业代表大会上，把我称为干部子弟下乡的典型。能得到周总理的表扬，我很自豪。我就在农村扎下根来，一干就是十年。

　　新京报：这十年的知青生活给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万伯翱：我想我达到了父亲的期望，了解劳动人民的疾苦，我也成为劳动人民的一分子。长期的磨练，丰富了我的阅历，农村生活也给我提供了大量的写作素材，后来我真的成长为作家。父亲有次对我说，“我年轻时的愿望也是当作家，没想到我们家还真能出个作家了。”

　　谈家风

　　对家人严格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

　　新京报：听说您父亲对家人的禁令很多，制定了哪些家规？

　　万伯翱：父亲对家人要求很严格，他的官越大对家人限制越多：不能打着他的旗号帮别人办事，所有的孩子不许经商。不许使用公家的东西，不能占公家一分钱便宜，细小的规定有不能使用家中的红色电话，不能坐公务车。

　　50年代，有段时间母亲曾经和父亲在同一个机关办公，父亲作为领导可以配公务车上班，母亲作为普通职员只能坐公交车上班，我记得母亲的包里总是有大把的公交车票。

　　父亲和奶奶的感情很深，爷爷参加抗日战争，被日本兵打死了，奶奶把爸爸拉扯大的，解放后奶奶一直跟着父亲住。有一次奶奶去看病，父亲不让公车接送，是勤务人员帮奶奶雇三轮车去医院的。

　　我们孩子更是从不敢找父亲办事，我是没有坐过一次公务车，没有使用过一次红色电话，从不敢答应帮别人办私事。这对我来说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家风如此。

　　妹妹刚到美国时，生活很艰苦，有美国的一所大学找她，提出想请万里为学校题词，他们愿意出4万美金酬谢。4万美金是一笔天文数字，但我妹妹拒绝了，因为父亲必然会拒绝，哪怕是他宠爱的小女儿。

　　新京报：是否抱怨过父亲对你们要求太严格，还不如一般人家子女自由？

　　万伯翱：是的，父亲有时候做事极端、不近人情。我的大弟弟是律师，父亲在做委员长期间，有一次看到一个内参，说广东有一个犯人指控大弟弟有经济问题，收了人家5000美金好处费。父亲怒不可遏，批示说：如情况属实严办。母亲知道后就不同意：你得调查清楚真相再做判断吧。后来证实这是个诬告。如果弟弟真犯了错误，父亲肯定不会包庇的，一定会从严处理。弟弟说，如果我真犯事了，法院给我判十年，老爷子还会要求加判十年。他就是这样对家人非常严格，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

　　新京报：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儿子，您没有享受到特权，前途反而受到“父亲的阻碍”，抱怨过父亲吗？

　　万伯翱：父亲对子女要求很严格，尤其反对打着他的旗号去实现个人目的，他多次反对家人升迁。北京亚运会后，我凭着自己的实干和努力，被提拔为中国体育杂志社总编辑和社长。弟妹在中南海向他报告了这个消息，他回答说，“比老大有能力的人多的是，为何要提拔他。”弟妹和他争辩说，哥哥下乡锻炼十年，靠自己的本领闯出来的。父亲才作罢。

　　因为父亲的反对，我妻子一直没能调入北京工作，我和妻子过着两地分居生活，我在郑州读完大学后被部队选中入伍，后来调到北京某部队，但妻子仍然在河南郑州铁路局工作。有人提出能帮我妻子调动工作到北京，但是父亲知道后坚决反对：“在郑州工作不是很好吗？都调动到北京来，那谁来做郑州的工作。我的意见是不要调，谁调她来谁犯错。”我妻子最终没能调回北京。

　　我当然想妻子调回北京，谁想夫妻长期两地分居呢？但拗不过父亲的脾气，要说心里没有想法是不可能的。但现在逐渐能理解父亲了，我没有享受父亲的任何特权，没有辱没父亲清廉的名声。

　　新京报：不能享受特权，反而处处受到限制，您觉得做万里的儿子很难吗？

　　万伯翱：做万里的儿子不容易呀。父亲的官当得越大，对我们的限制就越多，我们还不如普通人家的孩子自由。我有过抱怨，不过也逐渐能理解父亲，他是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和子女。时间长了，我们也就习惯了。

　　新京报：作为儿子，您觉得父亲性格中最大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

　　万伯翱：父亲最大的优点是心中始终牵挂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缺点吧，作为儿子，从私心上来讲，我觉得父亲对子女太严格了，缺少家庭温情。他对子女生活起居从不过问，他从没去过我们子女5人任何一个小家串过门，可以说他对党、对国家和人民是非常称职的，但对子女似乎并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我理解他们那一代共产党人，觉得孩子不仅是家庭的，也是国家的，可以为了大爱牺牲小爱吧。

　　新京报：父亲给后辈留下什么遗产？

　　万伯翱：父亲一生清廉，没有给家人留下任何遗产，没有存折，没有金银玉器，没有房产，他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但他给子孙留下宝贵的精神财产，做一个正直清廉、自强自立的人。

　　新京报：万家后代发展多元化，万里对家族后辈有何嘱咐和期待？

　　万伯翱：父亲对家族后辈的嘱咐是：任何时候都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为党和国家服务，不能做出有损党和人民的事；还有一点是要做一个正直、廉洁的人。

　　新京报记者 萧辉 见习记者 韩雪枫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