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史上光辉的一页
——部分专家学者谈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的重大意义
西藏自治区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的决定之后，在学术界引起热烈的反响和回应。记者近日走访了部分在京、在藏的藏学家和历史学家，他们一致认为，1959年的西藏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百万农奴翻身解放，成为真正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世界上最后一块主要的奴隶制堡垒从此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人类文明进步事业的伟大贡献，是人类文明史上光辉的一页。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日”将有助于国内外各界人士认识西藏农奴制的那段黑暗历史，看清达赖集团所鼓吹的“最神圣、最美妙制度”的真相，更加珍视人道文明的现代生活，共同将人类文明进步的崇高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埋葬西藏农奴制，解放百万农奴具有无可置疑的正义性和正当性
农奴制是一种超经济的强制剥削制度，在这种黑暗的制度下，农奴事实上没有人身自由和基本人权可言。上世纪中叶，封建农奴制的西藏已是现代文明世界中残存的中世纪孤岛，其政治之黑暗、经济之凋敝、文化之落后、民生之困苦，令人触目惊心。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周源研究员说，中外历史比较研究证明，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的反动性、残酷性较欧洲中世纪曾经存在过的封建农奴制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是社会经济结构的严重畸形。占人口不到5%的农奴主,却占有西藏的全部土地、草场和绝大部分牲畜。而占人口95%的农奴和奴隶没有土地。农奴和奴隶分为差巴、堆穷、朗生等三个阶层。前两者属于农奴,后者属于奴隶。他们不能随便离开领主,还要给领主支差,负担各种劳役和差役。他们被领主当作私有财产随意支配，甚至用于赌博、抵债、赠送、转让和买卖。
二是三大领主结成一体，构成了政教合一的政权。在旧西藏，神权与政权结合之紧密，远非中世纪的欧洲可比。西藏的寺院远不是那些不了解旧西藏的人们想当然地认为的那样，仅仅是礼佛念经、远离尘世的清静无为之地，而是全面影响、控制西藏社会生活的政治实体（参与管理各级政权）、经济实体（广有庄园和农奴），乃至军事实体（不少寺院拥有武装力量）。在这种政教合一的体制下，西藏的宗教已绝不是单纯的宗教信仰问题，而是与政权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对广大农奴实行专政的工具。三大领主居高临下，以神佛的名义向匍匐在地的农奴们发号施令，要求他们安于现状，忍受农奴主们的经济盘剥和政治压迫，以求得虚无缥缈的来生转世。
三是对广大农奴基本人权的极端无视和践踏。西藏统治阶级制定了以《十三法典》、《十六法典》为代表的法律体系。这些法律的要旨就是维护人们不平等的社会地位，即将人分为三等九级。其法律的核心是以人有等级之分的基本价值观确定命有贵贱之别的社会规范。如《十六法典》中的“伤人抵罪律”款规定：“伤人上下有别。民伤官，视伤势轻重，断伤人者手足。主仆之间，主失手伤仆，除治伤不再判罪，主殴仆致伤无赔偿之说”。就藏族地区因袭的“赔命价”习惯法而言，人命贵贱之分可谓天壤之别，上等人“其尸价与黄金等量”，而属于下等人的流浪汉、铁匠、屠夫等人“命价值草绳一根”。
西藏农奴制从总体上表现出对文明和进步的极端反动，这种制度保护的只能是愚昧和寄生，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活力都被扼杀掉。“因此，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中国共产党领导西藏各族人民埋葬西藏农奴制，解放百万农奴具有无可置疑的正义性和正当性。”西藏社科院副研究员孙勇说。
西藏民主改革是实现和维护西藏人民人权的一场伟大革命，其广泛性、彻底性和完整性举世罕比
“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任何人不得使为奴隶或奴役；一切形式的奴隶制度和奴隶买卖，均应予以禁止。”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王小彬博士说，把《世界人权宣言》的理想从纸面变为现实，在全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里，都是一个充满艰辛的曲折过程，各自取得的成就也不尽相同。从 17 世纪开始，欧美等许多国家和民族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在斗争的过程中，人权成为资产阶级对抗封建专制的一面旗帜被写进了各种宣言和法典中。按照资产阶级“天赋人权”观点，农奴应有与他人平等的权利，而农奴的人权被领主阶级所剥夺，领主阶级的成员则享受了“超人权”,这种封建的农奴制社会的不平等性正是早期人权主义者所针对斗争的主要目标。
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历代中央政府治藏都是利用地方上层统御西藏人民，对宗教界领袖、上层人士采取或怀柔或羁縻的策略。为了地方上层利益而极力维护西藏保守、落后的社会制度，维持其社会的封闭性，为此不惜牺牲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的幸福生活，不愿也无力去改变底层人民的人权状况。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前，西藏地方内部也曾尝试着改革，但这些改革更多的只是一种改良性质，与西藏民主改革不可同日而语。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西藏民主改革是彻底废除封建农奴制度，解放西藏百万农奴的一次伟大革命，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雪域高原的继续，也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争取人权的一个光辉典范。它不同于欧美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封建特权的斗争，远远超出了资产阶级“人权”的局限性和狭隘性。它要解决的是占西藏人口95%以上的农奴的生存权、发展权，而不是仅仅维护占人口仅5%少数人的特权。
王小彬博士说，较之欧美资产阶级的人权斗争以及历代中央政府的治藏方略，西藏民主改革充分体现了实现和维护人权的广泛性、彻底性和完整性。一是彻底解放农奴和奴隶。二是废除封建农奴主的土地所有制。三是废除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1961年，西藏各地开始实行普选，昔日的农奴和奴隶第一次获得当家做主的权利。西藏自治区的建立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的实行，从制度上保障了西藏人民平等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政治权利，保障了藏族人民管理本地区和本民族事务的自治权利。
“精致的谎言”抹杀不了旧西藏最黑暗的记忆，“双重标准”掩盖不了分裂中国的图谋
农奴获得自由和幸福，农奴主却妄图恢复失去的“天堂”。“50年的海外流亡生活，使达赖熟谙西方社会心理，熟悉媒体的主流议题，宣扬天堂般的‘香格里拉’，大谈人权只是他迎合西方胃口、吸引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幌子。”孙勇说，多年来，达赖集团不断追随和附庸国际流行话语，一会儿主张西藏独立，一会儿主张高度自治；今天打人权牌，明天打环保牌，后天打文化牌……玩着各式花样，但实质还是要变着法搞“藏独”。
谁对西藏民主改革、西藏人权问题最有发言权？是西藏人民，是那些经历过新旧西藏的普通群众。著名藏族历史学家恰白·次旦平措先生说：“国外有极少数人说，过去的西藏很有人道，百姓很幸福，很有人权；现在的西藏不人道，百姓很痛苦，没有人权。我这个在新旧西藏都生活过半辈子的藏族老人听了这些话深感诧异，有责任以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介绍一点实情，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恰白先生以历史文献说明旧西藏存在着把农奴以人换人，或作为陪嫁赠送等，全由主人任意决定。
今天，流亡在外的达赖虽然不断宣扬自己所理解的平等、自由、民主、和平等理念，但是却从来没有听到他对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及其带给西藏人民深重苦难的任何谴责。其原因正如中国社科院郝时远研究员所指出的，就在于达赖的地位和权势只有建立在封建农奴制基础上才能得以维持和维护。从中，人们就不难认识到为什么“藏独”势力对西藏的发展、对拉萨的繁荣刻骨仇恨，其原因就在于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西藏变迁——今天西藏的现代化发展已经彻底摧毁了达赖试图恢复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及其存在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