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王文忠的还有１４名河北枣强县芍药村的村民和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１０名大学生志愿者。时间不允许他们进行充分的后勤准备。急救等知识是在飞往成都的航班上现学的。王文忠租了三辆汽车，运送了９２６套棉衣、７０顶帐篷和２０００床被子。

　　他们本来计划前往重灾区绵阳，但由于找不到合适的交通工具，而临时改变了行程，前往彭州县和都江堰的向娥乡。在地震中，向娥乡有９０％的房屋倒塌，４００多人死亡，１.５万多名灾民无家可归。于是，救援队很快在向娥乡建立了一个救助站。

　　在一周的时间里，救援队在向娥乡搭建了１００多顶帐篷。他们筹集善款、访问灾民、分发物资、安抚老人和孩子。他们按照“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宗旨展开工作：村民们在得到适当外援的情况下展开自救。

　　志愿者白亚丽说：“我们做的都是一些小事，但这需要耐心。”每位村民每顿饭只有一碗饭，于是“我们帮助维护秩序，防止出现争吵”。

　　已经退休的周忠民同意这种看法。地震发生时，他正在四川地区考察农村教育情况。他说：“救灾不需要那些不愿做小事情的人。”在沿途的一个救助站，周忠民和其他志愿者为１０００多名灾民烧了４０多壶开水。“他们渴极了。”

　　５月１５日，北京一六八模板公司在捐赠价值６４万多元的款物后，又派了４０名重建援助队员赴阿坝灾区。

　　在他们的身后，是一支庞大的民间救助力量，各行各业的人都投身其中。

　　５月１２日，北京的８家民间机构联合发起了“小行动＋许多人＝大不同”的救助活动。

　　截至５月１８日，参与活动的“绿家园”志愿者组织筹集了４６０９７元人民币，购买了一批救灾物资，其中包括６箱四川人爱吃的豆瓣酱。“绿家园”负责人汪永晨说，“这些事情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正是ＮＧＯ擅长做的事情。”

　　她说，中国的ＮＧＯ正在学习应对他们从未经历的一场挑战。

　　５月１３日，成都“根与芽”、“多背一公斤”、ＮＧＯＣＮ网站以及其他几家民间组织决定实施联合救灾行动。“多背一公斤”负责人安猪说：“我们几家机构规模都不大，工作重点也各有侧重。我们合作在一起会产生更大的效应。”

　　第二天，他们就在成都成立了“５·１２地震灾害救援行动”联合办公室，力图整合全国民间机构的救灾活动。

　　安猪认为，这种新的运作模式标志着中国的民间组织正在走向成熟。在中国今年１月遭受雪灾时，贵州省的一些民间组织也展开了类似的行动。但联合办公室总协调张国远说，这次合作的规模要大得多。

　　目前，全国已经有１２０多家民间组织加入进来。作为全国的总部，成都联合办公室指挥一线调查、信息搜集、物资采购和交通运输等一系列工作。

　　在ＮＧＯＣＮ网站的论坛上，每天都会公布联合救援行动的最新进展，讨论异常热烈。联合办公室每天发放价值５０万－６０万元的物资，但是协作并不容易。例如，成都联合办公室和其他参与机构的信息沟通还不是十分畅通，从而产生误解。安猪说：“磨合需要更多的时间。”

　　除了草根组织，一些支持民间公益组织的基金会也参与到了救灾中。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５月１４日启动了“抗灾绿色通道”。如果申请获准，公益组织可以在５天内申请到３０万元的项目资金。南都公益基金会也表示将向公益组织的赈灾提供１０００万元的资金支持。

　　在过去两周内，政府和民间组织开始建立互信。发起“新驼峰行动”的几家上海民间组织表示，当地民政部门对他们向灾区运送物资给予了充分的支持。

　　但是，由于情况不熟和经验不够，民间组织在赈灾过程中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混乱。北京环保团体“自然之友”执行理事梁晓燕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一旦到了这种时候，大家全像没头苍蝇一样。”由于来自省外的志愿者队伍过于庞大，四川省已经恳请志愿者另择时机前来。

　　北京光华慈善基金会理事长李志刚认为，民间组织的地震救灾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们能够在急救、硬件重建、软性建设、完善灾害救助机制等四个阶段发挥作用。

　　他提到医学救援、净水供应、孤儿关爱、心理辅导、公众救助常识普及等１９项可能要做的工作。“每一家民间机构都应当找到自己的侧重点，而不是彼此重叠，否则就是资源的浪费。”

　　“绿家园”负责人汪永晨说，抗震救灾为中国的民间组织提供了成长的机会。

　　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欧阳淞２６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这次抗震救灾中，各种志愿者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培育、鼓励、支持各种志愿者组织健康发展，积极发挥他们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等方面的作用，是我们党和政府的一贯政策。”他说。

　　清华大学ＮＧＯ研究所教授王名认为，如能够有更多专业的ＮＧＯ赶赴现场参加救援，必定会进一步与政府救援形成合力。

　　汪永晨说：“中国有句老话，‘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我们想再来个翻新，有组织地发挥自己的优势。这是一股不可小视的力量，特别是在这场大灾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