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近日发布预防腐败五年工作规划,海外媒体第一时间纷纷予以解读
几乎在同一时间,中俄两国掀起了新一轮的“反腐风暴”。
“俄罗斯政府正在加紧《俄罗斯联邦国家反腐败计划》的拟定工作,该计划在一个月内将正式出台。该计划出台后,一系列配套法律措施和标准也将随之出台,而且还将通过《俄罗斯反腐败法》。”6月21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出访白俄罗斯时披露了俄政府的反腐决心。
第二天,中共中央也对外发布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下称《规划》)。此前的2005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下称《纲要》)。此次《规划》是针对《纲要》的一个指导性文件。
与三年前的《纲要》相比,《规划》中的“建成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基本框架”目标的实现期限,从2010年调整到了2012年。
海外媒体争相解读
事实上,《规划》早在十七大闭幕不久即已开始制定,在今年“两会”前夕完成草案,并下发至相关部门征求意见。
据6月24日的香港《大公报》披露,中共中央还责成中纪委、监察部会同司法部门着手制定《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20年远景规划》。“对2020年之前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目标和措施作出具体要求,以期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到2020年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俄罗斯《独立报》在同一天刊登题为《中国惩治腐败的5年计划》的文章。该报认为,“与俄罗斯媒体相比,中国媒体受到更严格的管理,因此可以说中共中央最近的决定是朝着中共多次承诺的民主改革方向迈出了一步。中共希望缓解农村的社会紧张局势,因此推行土地使用制度方面的改革。在反腐败的文件中,还规定了防止地方官员靠转卖土地获取好处的具体措施。”
新加坡《联合早报》则在肯定《规划》的基础上,对《规划》在细节问题上进行了解读。该报认为,“《规划》没有涉及公众关切的官员财产公布问题,显示中国短期内并不打算推行官员财产公布制度。”
关注“提高人民满意度”
事实上,海外媒体一直密切关注着中国的反腐进程,而且他们非常注意观察中国民意的动向。
早在去年9月,中国国家腐败防治局成立,并于当年12月18日开辟了贪腐举报网站,美国《华盛顿邮报》在两天后披露,“反贪举报网因为大量的民众投诉而瘫痪。”在中国证券界叱吒风云的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今年6月20日因严重违纪被双规,亦引起了众多股民的猜测。
而此次《规划》特别提到了反腐需重视“人民群众的满意度提高”。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中心主任任建明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中央惩治腐败的决心很大,出台这个反腐规划对遏制腐败,缓解一些社会矛盾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则认为,这说明中央对百姓生活真实感受的重视,以此作为评价反腐工作成果的标准。“另外也透露出一个信号,表明政府将要做民意测验、民意调查等,来摸清老百姓的感受。”
反腐败尚需评价体系
虽然世界各国国情不同,但反腐败工作重心的变化却有着同样的规律:在反腐败早期,各国往往把打击贪污犯罪作为工作的重心。随着反腐败的深入,工作重心就逐渐从惩治腐败转移到教育公务员遵纪守法、预防公务员违法犯罪方面。
香港早期的特点是重视惩治,新加坡的特点是重视预防,实际发生腐败案件比例很低。新加坡是让干部在动机上不想腐败,在制度上不能腐败。“相比较而言,国内部分官员在动机上想腐败,在制度上可以腐败,监督又困难。暴露的问题很大。”任建明说。
《纲要》实施三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每年都有年度的规划和目标,但这些目标缺乏可以衡量的指标。任建明告诉《国际先驱导报》,过去对反腐目标的判断,通常是列举进行了哪些工作,查办了多少案件,但这同腐败程度的降低和廉洁程度的判断,还有很大距离。“真实的腐败率到底有多少,我们没有具体科学的评价标准。比如对‘党风政风改进’、‘腐败现象得到遏制’等目标,目前还没有可测量的评价体系来进行判断、有难以衡量的问题。”
解放反腐倡廉生产力
中国目前有500万公务员,其中有30万的纪检监察干部,另外还有近30万左右的机动纪检监察干部。而香港20万公务员,但廉正公署只有约1300人。新加坡10万公务员,反贪局仅50人。任建明由此认为,中国的反腐倡廉工作在投入产出上不成比例。“我认为中国需要来第二次解放生产力,在‘政治领域’上解放生产力,把反腐倡廉的生产力解放出来。”
除此之外,任建明还认为,反腐需要根本性的制度改革。“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面临进一步解放思想和更大步伐改革的契机,很多已经试行或探索的行之有效的制度,应该全面地推行,而不是仍然局限在有限的范围内。”任建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