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军改，外军走过哪些“弯路”？

　　(二)

　　推进军改是一场体制革命，必然涉及职能调整、权力分配，不可避免地触动原有利益格局，这是任何国家军队改革都无法绕过的门槛。如果囿于固有利益，改革就会困境重重、迟滞走样。美军联合作战指挥体系改革引领军改潮流，历来为世人所称道，殊不知在其改革之初也同样遭遇了军种利益的强烈阻挠。

　　早在1947年，美军就设立参谋长联席会议、组建独立空军，掀起了战略层面联合作战指挥改革。然而，这些改革举措遭到海军强烈反对，许多海军高级将领公开反对改革并且多有过激言论，史称“海军上将造反”。1958年，美又出台《国防部改组法》，从法律上把军种排除于作战指挥链，建立了国家指挥当局对作战司令部的直接指挥关系。但实际上，军种仍然通过晋升考核等行政权，继续掌控作战司令部下属军种组成部队，干预联合参谋部工作。时任海军作战部长阿利·伯克曾直言，“当地的指挥官没有任何权力，他们凡事都要经过我们(各军种参谋长)的同意才能采取行动……”直到1986年《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法》的通过，这一现象才得以解决，时间已经过去28年，军种利益之坚可见一斑。

　　美军漫长的改革历程说明，推进军改必须以壮士断腕、自我革命的勇气，打碎坚硬的壁垒，冲破利益的藩篱，才能穿越改革强军深水区，有效规避“利益壁”的误区。

　　(三)

　　军改是一项创新事业，必须适应形势任务进行体制转轨、体系重构，方能实现跨代升级。如果仅在原有体制上敲敲打打、修修补补，就会在外围打转转，难以进入深水区，更别说走出“险滩”了。俄军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就曾遭遇过“滑铁卢”。

　　俄军原有军事指挥体制继承自苏军，集作战指挥和管理建设职能于一身，职能机构重叠，难以适应联合作战。俄军一直试图建立美军那样的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早在1997年，俄就规定军区联合作战指挥职能，但仍然是原有体制基础上总参放权、军种让权，最终难以成行。2006～2008年，俄军仍然寄希望在原体制上叠床架屋，设想在军区之上增设战略方向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地区司令部)并进行了试点。由于军区、军兵种不肯让渡作战指挥权，地区司令部不仅未能成为协调各军种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反而增加了一个指挥层级。俄格战争的混乱指挥、效率低下，迫使其中止试验。2010年，俄对原有军区展开手术，将原有6大军区合并为4大军区，在军区司令部基础上成立联合战略司令部，剥夺军种指挥权、适度下放总参指挥权，虽然名字还叫军区，但其内涵已变，实现了体系升级的华丽转身。

　　俄军的体系转型告诉人们，必须实现体制创新的实质突破，方能适应战争要求，否则就会误入“只打补丁不裁新衣”的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