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向右”的主因与走向

　　2016年的世界(尤其是欧美地区)意识形态,似被整体向右的雾霾所弥漫。逆全球化、反全球化、民粹主义、孤立主义、排外主义、保护主义、保守主义、极端主义等右的意识形态语汇,铺天盖地般倾倒在各种媒体上,成为人们告别2016年时印象最深的记忆之一。 　　

　　这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性转右之后的又一次右转。不同的是,上次转于苏东剧变,这次转于西方资本主义病灶恶化。　

　　人类需求从低等级向高等级递进　　

　　国际上有一种理论叫人类需求层次论,是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1943年提出的。尽管这个理论不乏争议,但主流看法认为其符合人类需求的一般规律。　　

　　马斯洛把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或曰等级,最低的第一等级是生理需求。生理需求中除了空气、水外主要就是食物等。食物等是需要物质为保证的,故我们把它化用为经济的富足与否。生理需求满足之后的第二等级需求是安全。安全包括人身安全、家庭安全、健康保障、工作职位保障、财产所有性、资源所有性等。第三至第五层次的情感、尊严、理念、抱负等,是高级需求,基于经济、安全问题之上。经济不力、安全不保的情况下,高级需求难免退缩。　　

　　这个近乎工具性的理论,可以让我们看到,“世界向右”(尤其是欧美地区)的肯綮,是资本主义病灶恶化,导致最底层的经济、安全两大“基座”有恙,其形而上的意识形态、社会交往(国际关系)等,才本能地趋向保守。　　

　　首先,自2007-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形势虽然在逐步好转,但其向上攀升的势头日益疲弱,且表现得参差不齐,以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用“太慢、太脆弱、太不均衡”来形容本轮经济复苏。由于政策措施的有效性下降,新的增长动能尚未确立,2016年全世界多数国家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整个经济继续低速运行,维持着“低利率、低通胀、低增长、高负债”的“三低一高”态势。问题还不仅仅是经济的乏力,而是贫富差距的扩大。2016年达沃斯论坛前夕,国际慈善组织乐施会发表报告称:全世界最富裕的1%人口拥有的财富数量,超过了其余人的财富之和。这份题为《1%的人的经济》说:“失控的不平等现象导致62个人拥有的财富,与全世界最穷的一半人拥有的财富一样多。而5年前,这个数字还是388人。”乐施会总干事温妮·比亚尼马说:“全世界最穷的一半人拥有的财富,不超过一辆公交车就能坐下的几十位超级富豪的财富,这简直让人无法接受。”　　

　　其二是全球的不安全感。美国继推翻伊拉克、利比亚政权之后,又折腾叙利亚,从而在中东大地上酿出祸害于世的恐怖主义大本营“伊斯兰国”,给世界安全带来极大威胁;接着就是空前规模的难民潮,把欧洲尤其西欧冲得一塌糊涂。不但经济上雪上加霜,还有“难民潮炸弹”袭击频现,火光中几乎无不闪射恐怖主义阴影。与此同时,美国战略的“南海航行自由”、操弄菲律宾仲裁案、美日澳新联手呼应;朝鲜半岛核弹和部署“萨德”;特朗普一当选就与蔡英文通电话等等。这都导致了区域内不时剑拔弩张、甚至近乎擦枪走火的危险,令亚太周边不得安生。连著名理论物理学家霍金都著文说,“眼下是人类发展史上最危险的时刻”。　　

　　其三,政治、经济上充斥的不确定性,也是造成意识形态和社会交往趋向保守的重要原因。欧美等地都集中进入总统(总理首相)大选、政权轮替时段,普通民众对政治精英阶层的不满等,导致左右翼谁上谁下不能确定。时不时有“黑天鹅”飞出,更增添了政治风向的不确定性和前景走向的无把握性。经济上,大经济体诸如美国的相对衰落、欧盟凝聚力的衰减,加上一些经济组织和区域协定不灵或生死不定等,都成为悬在半空的靴子。只要这些靴子不落地,除了极少数侥幸心理者自欺欺人地傻等外,谁都可能会往最坏处打算。　　

　　存在决定意识。但凡世界上大的危难将临、出现、刚过之时,地区、国家、区域多边组织等,几乎都会毫无例外地进行预防、挽救、补偿。无论是采取各种措施自保,还是引入私欲私有元素激发人性原动力、吸纳科技成果加快社会财富创造等,都不过是危局情况下的本能反应,很难冠以意识形态的进步或倒退。　　

　　人类不会放弃美好愿景追求　　

　　预测2017年全球意识形态的走向是相当困难的。因为意识形态因客观存在变化而变化。而2017年的客观世界太不可测。　　

　　因为谁也不知道不按常理出牌的美国最高指挥官特朗普,又会甩出什么牌。在全世界都还根据美国动向而决定自己国家、地区如何措手足的情况下,出现什么样的思想、思潮、意识形态,也自然无法断言。　　

　　但总的来说,“世界向右”的走向似尚未触底,可能仍会向下延续。没了老卡斯特罗的古巴会不会有另外选项,普京到底怎样给十月革命“庆百”,将再次影响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2017年欧洲会不会发生更大的政治海啸,右或极右到何种地步,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强弱等,也将是影响意识形态的重要变量。　　

　　当然,与此同时,对右说“不”的能量,蕴含在“右潮”中的抗争因素,民粹主义的两面性,“另类社会主义”者的隐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等,也不失为人们对国际意识形态前景充满希冀的根据。对于来势汹汹的保护主义,2016年11月份的APEC峰会上,21位亚太领导人明确说不,要“反对一切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意大利修宪公投和奥地利总统选举结局也表明,逆欧洲一体化没那么容易。至于逆全球化,就更难了。因为全球化发展的本身是经济规律,是现代化大生产超越国界,形成世界范围内的分工、交换、流动的结果。不是谁想逆就逆,想阻止就阻止得了的。　　

　　民粹主义维护平民利益,绝对“政治正确”。但其另一面——只要为民众就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可以不顾私欲私有与共有共享之间关系的调节,那么谁来埋这“政治正确”的大单?涨薪、降税、扩张财政以推动公共工程建设等眼前、局部措施,肯定在开始的时候会起到民心大悦、带动增长的作用,但接下来的企业成本上升、通胀攀升、消费转向进口产品、贸易赤字增加、资本流失、财政亏空怎么办?只能回到限薪、增税、收缩财政扩张的老路上来。于是又一轮民怨甚至暴动重启,再有更激进的民粹主义率众倒政。民粹主义的这种两面性和恶性循环,注定其行不远,别看当下波诡云谲。　　

　　惊诧世界的美国大选中,只顾看“黑天鹅”掠空的人,似乎忘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桑德斯公开打出的“社会主义”旗号。“社会主义”这个词,重返美国政治主流,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尽管此“社会主义”不是中国概念中的社会主义,是“另类”的,但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在西方尤其在美国是个贬义词。桑德斯的“社会主义”旗号说明,美国人已经不再惧怕社会主义,它揭示了在高技术、全球化、金融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新政治现实:99%的人民大众已经越来越无法容忍经济发展的成果长期被1%的少数精英攫取;既然另一种制度社会主义在有些地方实践得还不错,我们怕它做甚,为何不能一试?　　

　　中国的示范效应不光是社会主义制度在本国的实践,它的国际秩序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亦愈来愈展示出自身的意义。基辛格曾不无感伤地回忆起当年他和周恩来总理的对话:我们就像是两位大学教授,讨论这个世界的本质和人类的未来;这样的对话,在当前已经很少见到了。这说明,只有从世界的本质和人类未来的高度,来看国际问题的时候,才能有共通的思想和共同的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旨恰在于此。因而,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中国理念,在当今纷乱复杂的世界秩序中便显得非常可贵,越来越得到世界的首肯和认同。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学院教授哈伊里·图尔克,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题为《中国领导人正在提出共赢政策》的文章说:1945年以后的世界秩序已经崩塌,长期发展轨迹指向中国;中国领导人不干预他国事务,而是拿出共赢政策促进各方的发展与进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共赢政策”会重塑世界秩序。　　

　　图尔克还举例说,与西方不同,中国有一套方案。北京正致力于用“一带一路”把世界连接起来。　　

　　其实,何止“一带一路”及沿线的对接,还有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亚太自贸区等的推进,更有诸多双边协定的签署与实施。这些都在以实体之力支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前行。未来的国际秩序及世界意识形态领域,将由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烛照而趋向优秀。　　

　　重新认识“左”“右”概念是一大课题　　

　　国际上“左”“右”的概念,其原意、演绎有诸多不同。18世纪末19世纪上叶的原始意义为,主张维护现状或渐进改进现状者为“右派”,反对现状或激进改革现状者为“左派”。19世纪末以来西方工业化及工业化后,“左”“右”演变为象征性派别,各代表相关工业化问题正反两方面的观点,从而思考互动,形成理性妥协。1945年以来,人们将“左派”和“右派”作为描述基本政治现实的概念,并乐见其互相争辩,寻求比较合适的治理主张,从而使西方能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维持着相对稳定和社会进步。民粹主义的出现,又对“左”“右”赋予另外含义。民粹主义也被称作平民主义,其对立面是精英主义。由于这两个主义对秩序、治理的理解相左甚至冲突,便又有了折中的什么“主义”,由此派生出了西方的另一种所谓“左、中、右”来。　　

　　近年来的问题是,欧美国家社会运动频发,私有化浪潮来势汹涌,苏东剧变,全球化进程急剧加快等几乎不间断乃至叠加的重大事件,接连撞击着人心。各种争取选民的政党不得不一次次提出新的思想和主张。于是,思想浪潮迭起,“主义”色彩缤纷。“左”“右”概念不但与原意大相径庭,也相异于后来的演绎,且都出现了话语夸张与泛化,哪是“左”,哪是“右”,很难定位。尤其是,世界各地都可见超越“左”与“右”的意识形态,让你不得不放弃原来非“左”即“右”的思维。难怪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埃米尔·辛普森在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网站发表文章称:“长达200年的‘左派’和‘右派’概念已经完结”。　　

　　这样的话,重新认识“左”“右”概念,就显得非常重要。各国民众的呼声和举动,究竟在要求什么,合不合理?各政党和组织的主张,究竟代表什么,是否正义?其本土、外国给他们划的所谓“左派”“右派”对不对,戴的这主义那主义的帽子准确不准确?这些呼声、举动、左、右、主张、主义,于我有利还是有害,于个别存心不良的对手有利还是不利?于我追求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有利还是不利?这些,我们都应该好好思考和研究,从而正确发力。跟着西方舆论跑,人家捧的我们也跟着捧,人家毁的我们也跟着毁,最后把敌手捧上台,却毁掉了自己的友军,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南辕北辙,岂不好笑与懊悔?因此,弄清各种思想浪潮和色彩缤纷的“主义”,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课题。(解国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