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妇”问题:历史的污点岂能洗白？

　　新华社北京7月8日电 在日本驻韩国大使馆前有一座少女铜像。她光着双脚坐在椅子上,紧握的双拳放在腿上。她所代表的,就是二战时期的日军随军“慰安妇”。

　　“慰安妇”,人类历史上黑暗的一页。数十万受侵略国家女性被日军强征,受尽凌辱。

　　但她们的苦难与屈辱未因战争的终结而结束。日本政府至今不承认在“慰安妇”问题上的国家责任,始终否认“强迫性”,不断在她们几十年未曾愈合的伤口上残忍地撒盐。

　　来自中国、韩国、日本、中国台湾、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东帝汶、荷兰,共8个国家和地区的民间团体今年联合起来,将“慰安妇”相关资料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是他们的目标。

　　残忍和泪水都应该被铭记,为了良知和光明。

　　暴行——受害者永远的伤痛

　　“他(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等着我们所有人死去,但我不会死,我要一直活着。”93岁的扬·鲁夫-奥赫恩今年2月对媒体说。

　　扬是一名出生在印尼的荷兰女性。她1944年在印尼被日军强行带走关入“慰安所”,遭遇了不分昼夜的凌辱、殴打和强制流产,直到战争结束。

　　由于健康原因,这句“我要一直活着”是她在最后一次接受采访中发出的呐喊。

　　日军魔窟里的经历是受害者一生无法挣脱的梦魇。几十年后她们关于那段不堪回首往事的诉说,让倾听者无不为其深深的苦痛所刺痛。

　　“房间里当时只有阿婆和我们两个女律师,但阿婆还是只能趴在我耳边小声地说,生怕被别人听见。即便这样,她说着说着还是无法继续下去,回忆的痛苦使她从椅子上摔了下来。”长年从事“慰安妇”对日索赔诉讼的中国律师康健这样描述已故“慰安妇”幸存者侯巧莲生前接受调查时的情景。

　　而她调查的另一名受害者刘面换的故事同样悲惨。“回到之前的‘慰安所’旧址时,阿婆一直在找当年的厕所。原来,那时她被全身赤裸地关在窑洞里,每天只有爬着去厕所时才能有片刻放松。”

　　“我们做律师的,是很理性、很能忍耐的。但每次对‘慰安妇’幸存者调查取证后,我都吃不下饭,忍不住一直流眼泪。”康健说。

　　今年7月1日,13岁就被强征为“慰安妇”的任兰娥老人在山西离开人世。去世前她留下遗言,一定要让日本“赔情道歉”。

　　这几位老人的故事只是冰山一角。根据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的调查,从1937年日军大规模设置“慰安所”,到1945年日本投降,整整8年,亚洲有至少40万女性受害。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指出,“慰安妇”制度是运用国家力量、采取强制手段、以外国女性为主的性奴隶制度,这样的国家犯罪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前例。

　　抵赖——日本的再次加害

　　无论在屈辱和伤痛中沉默,还是站出来控诉,“慰安妇”幸存者直到现在也没有得到一句真诚的道歉。日本政府一面使用种种伎俩企图息事宁人,一面抛出种种言论对她们大肆污蔑。

　　“战争总有女人受到侵犯。”日本外务省审议官杉山晋辅今年2月对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的表态之冷漠让人震惊、让人愤慨。

　　在该委员会审议日本对《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执行情况时,日本代表声称,日本政府作过调查,现有材料“没有一件证据”能证明日本政府和军方强迫征召“慰安妇”,战时妇女强征随军问题常常和“自愿卖淫”难以区分。

　　在联合国公布的日方提交文件中,日本政府明确表示,没有意愿对其他“慰安妇”制度受害国进行赔偿,也不准备对作恶者采取法律行动。

　　然而,就在日本代表对“慰安妇”问题责任矢口否认的仅仅两个多月前,也就是去年底,日本刚刚和韩国签署了相关协议,日方承认对“慰安妇”问题负有责任,首相安倍晋三以内阁总理大臣名义向受害者表示“道歉和反省”。

　　审议小组的一位成员说,一方面和韩国达成协议,另一方面又否认“慰安妇”问题的存在,这显然是出尔反尔、自欺欺人。

　　实际,这正是日本政府精心谋划的欺世之举。在暧昧的日韩协议中,日本没有承认“法律责任”,提供的资金不是“国家赔偿”,而是为作为“合作项目”的援助基金出资。日方还要求韩国移除日本驻韩使馆前的“慰安妇”少女铜像,要求双方在国际社会“尽量避免就‘慰安妇’问题相互指责、批判”。这里看不出丝毫真诚歉意,唯一的目的是让人“闭嘴”。

　　洗白——抹灭污点的企图

　　东京的日本女性战争与和平资料馆里,专门展示了日本初中历史教科书里“慰安妇”内容的变化过程:1997年,有7家出版社的历史教科书有关于“慰安妇”的表述;2012年,“慰安妇”这个词已从教科书里完全消失。

　　联合国人权事务特别报告员戴维·凯指出,日本政府介入历史教科书问题威胁国民的知情权,导致日本无法正确认识过去。

　　女性战争与和平资料馆是日本首家收集日军战时性暴力资料的“慰安妇”纪念馆,地处东京一处不显眼的位置。日本媒体对它集体漠视,几乎不作报道。

　　对此,馆长池田惠理子说,“慰安妇”成为敏感话题,根源在于“慰安妇”问题与安倍的“美丽国家”不相容。

　　有关人士指出,安倍上台后,日本政府通过法律、恫吓等手段间接甚至直接对媒体施加压力。作为典型的案例,《朝日新闻》2014年迫于政府压力撤回引用已故民间人士吉田清治证词作出的“慰安妇”相关报道。

　　苏智良深感忧虑地说,20年前有一大批日本学者参与“慰安妇”调查研究,并且推动了亚洲各国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而今天这些人有的去世了,有的已经老了,年轻人加入的非常少。

　　右翼势力不断抬头,青少年对战争责任问题知之甚少……在“美丽国家”的招牌下,历史污点正在被一一抹去。在今天的日本,对战争罪行的记忆正快速消失。

　　抗争——民间力量的坚持

　　尽管日本政府在“慰安妇”问题上百般抵赖,但日本国内外的正义力量从来没有放弃过抗争,誓要留住真相,将日本的战争罪行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身为律师的康健,上世纪90年代因一次偶然的机会开始接触“慰安妇”问题,此后多次深入中国的偏远山村调查取证,并代表幸存者在日本法庭上进行控诉;

　　作为学者的苏智良,20余年致力于调查“慰安妇”的历史事实,使中国的“慰安妇”受害情况不断明晰;

　　韩国民间团体“慰安妇”问题对策协议会,从1992年1月开始组织“周三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就“慰安妇”问题道歉赔偿,风雨无阻,坚持至今;

　　日本的松井耶依,在患癌症离世前,一直奔走呼吁,捐献自己全部积蓄建立了日本女性战争与和平资料馆;

　　印尼的艾卡·辛德拉提,在一次节目中接触到“慰安妇”问题后,毅然辞去电台记者工作,专门从事“慰安妇”研究,发表了第一本关于日军在印尼强征“慰安妇”的传记文学……

　　他们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奔走调查,记录历史真相,控诉日本暴行。而今年8个国家和地区有关团体联合申遗,正是这种努力的继续和升华。

　　“我们希望通过力所能及的努力揭露日本政府的谎言,让更多人知道‘慰安妇’的历史不容忘却!”韩国“慰安妇”问题对策协议会共同代表金善实说。

　　“中方递交的申遗材料中,很多是‘慰安妇’对日索赔诉讼中的法庭文件。反映日军‘慰安妇’制度官方性、强制性和残酷性的证据已得到日本法庭的认定,无可辩驳。”康健律师说。

　　“我们申报的资料是反映日军直接参与强征‘慰安妇’的可靠证据,日本政府任何阻挠申报的做法都将适得其反。”印尼“慰安妇”团结网络负责人艾卡·辛德拉提说。

　　此次联合申遗提交的档案共有2744件,主题为“日军‘慰安妇’的声音”。每一份证言,每一张照片,每一个档案记录,都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残暴。

　　韩国“慰安妇”援助机构“分享之家”所长安信权说,“慰安妇”相关记录属于世界记忆名录中惨痛回忆的类别,为其申遗,就是要警醒世人,防止悲剧再次发生。

　　铭记——世界的正义呼声

　　欺瞒掩盖不了真相,越来越多人在倾听受害者的呼声。对于这样一段惨痛的历史,世界从来都没有忘记。

　　1993年6月,联合国世界人权大会通过《关于废除对女性暴力的宣言》,认为日军“慰安妇”制度是“战争中对女性的奴隶制”,应该予以谴责。

　　1996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报告指出,“慰安妇”制度是二战时期日本政府强迫受害国妇女充当日军性奴隶的制度,日本政府应该道歉。

　　2007年,美国、荷兰、加拿大的议会和欧洲议会相继通过议案谴责“慰安妇”制度,要求日本道歉并承担相应责任。

　　2014年8月,时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皮莱发表声明,强烈呼吁日本政府就“慰安妇”问题制定全面、公正和永久性的解决方案。

　　今年3月,三名联合国报告员发表联合声明,要求日本承认政府和军方对“慰安妇”制度负有完全责任,敦促日本对所有受害者进行赔偿和安抚。

　　与此同时,最初立于韩国的“慰安妇”少女像也开始走向世界,出现在美国和加拿大,让越来越多的西方人了解日本政府极力掩盖的那段历史。

　　无论是对受害国家和地区,还是对加害国来说,只有记住“慰安妇”,记住战争历史,并从中吸取教训,才能开启互信和光明的未来。(执笔记者:谢琳、刘赞,参与记者:姚琪琳、王家辉、刘秀玲、张小军、周檬、聂晓阳、徐海静、杨天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