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到每个美国总统所要面对的复杂外交和战略环境以及大量的国内限制条件，要在一个任期之后评价一位美国总统的外交政策表现是很具挑战性的。尽管如此，在11月的总统大选之前分析一下奥巴马外交政策的形成以及他的处理方法还是很重要的。
在第一个任期内，奥巴马信守诺言从伊拉克撤出了美国军队。但这一行动最后证明是战略失败，因为这大大削弱了美国在伊拉克的政治影响力。事实上，努里·马利基的政府正与伊朗越走越近。一向反对伊拉克战争的奥巴马不应为目前的形势承担责任。但他也没有能改善形势或者帮助伊拉克的什叶派和逊尼派达成政治妥协。
与之相反的是，奥巴马扩大了阿富汗战争——他认为这是必要的战争——并使塔利班进入了防御态势。然而，美国到2014年后就要撤军了，但目前仍未找到一个符合其利益的政治解决方案。
与此同时，美国与巴基斯坦的战略伙伴关系彻底破裂了，而奥巴马只是因为消灭了拉丹而在那里取得了象征性的重大胜利。美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退回到了9-11事件之前的水平，根互之间的不信任严重影响了合作。事实上，在他继承的美国安全面对的所有战略挑战—伊朗、朝鲜、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巴以冲突——问题上，他都没有取得重大的政治进展。
尽管奥巴马对“阿拉伯之春”（这也是他在任期内遇到的唯一意外战略事件）的反应颇有技巧，他在穆斯林世界的信誉却在逐步下降。他没能实现2009年开罗讲话中的关键承诺——“寻求美国与全世界穆斯林之间的新的开始”。
此外，奥巴马改善与俄罗斯关系的努力也没有带来双边关系的真正“重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日益苏联化的俄罗斯领导层不信任仍把俄罗斯当对手的美国当局。而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也恶化了，因为美国试图从战略上遏制中国的崛起——比如通过地区贸易协议和加强在亚洲的军事存在。
在多边问题上，奥巴马的表现也同样毫无亮点。在承诺到2020年使温室气体排放减少17%之后——尽管他曾表示自己无法容忍在这个问题上的不作为——他在2010年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大胜之后就再没提起这个问题。
同样，国内压力也迫使奥巴马忽视了贸易问题。美国要为多哈回合的全球贸易谈判失败负主要责任。
虽然奥巴马的政策没有削弱美国的全球地位，但他也没有取得尼克松与中国恢复邦交那样的可观成绩，这主要是源于一种潜在的教条化实用主义——其强调的是避免最坏结果，而不是争取最好结果。
当然，相比尼克松在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奥巴马面对的国内外战略环境要更加复杂。伊朗国内不稳定的联盟使得两国无法开展实质性的磋商，而巴基斯坦的政治分裂大大妨碍了美国在那里的政策。以色列执政联盟的脆弱，再加上国会对内塔尼亚胡的强力支持使得美国很难对以色列的政策产生影响，尽管以色列对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战略起着重要作用。
但奥巴马也没能确立可能的大谈判的条件。与伊朗的任何协议都需要以色列和海湾国家的同意，而它们的目标并不一致。没有印度的同意，美国也无法与巴基斯坦达成协议，而美国又不能强迫印度，因为它还要依靠印度来制衡中国在亚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虽然奥巴马第一任期的外交政策不能称作失败，但他的成绩是有限的。假如他能成功连任，他可能会发现，想要仅仅靠不失分来取得成功会变得越来越困难。（作者扎基·拉伊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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