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白北京已将领土问题定位为“大局”，并确认中国的态度并非“儿戏”，而是十分认真与严肃之后，部分日本媒体开始检讨野田外交之失误。
失误之一，是“国有化”时间选择不当。一家大报的社论写道：“日本政府也有应该反省之处。尖阁诸岛(即我钓鱼岛)是日本固有的领土，但在国有化时间的选择上，却不能不说是欠缺深思熟虑。”
一来是，胡锦涛主席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上刚刚向野田首相表达了中国强烈反对“(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的态度，但野田佳彦一转身就签署“购岛”合约。二来是，“国有化”签约的日期与中国的“国耻纪念日”(“9·18”)太过接近，容易点燃反日火焰。这是当局事前应该预想到的事。换句话说，在某些日本媒体看来，“国有化”政策本身并没有错，错就错在不给胡主席面子，而且“9·11”一周之后就是敏感日期“9·18”。
失误之二，是日本在外交努力方面做得不到位。
在这一点上，呼吁当局加强外交工作的不仅仅是主流媒体和专家学者，日本政界人士当中持此看法者也不乏其人。其中，也许最令人感到意外或者感到颇具讽刺意义的是来自自民党总裁热门候选人石原伸晃的一段谈话：“说政府(的国有化手法)‘踩了老虎的尾巴’也许有些过分，但显然并未与中国有充分的对话。当局应该在事前好好地和中国沟通。”
在这里，说话态度和遣词用字一向比其出口必伤人的老爸石原慎太郎柔和的石原伸晃，俨然忘记了购岛双簧剧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此刻在替他撑腰的父亲。也许，石原伸晃真的相信，只要好好向中国说清楚，说不准有人会同意“国有化对中国也有好处”的说法，正如《朝日新闻》所期待的那样。
不过，从“9·11”到“9·18”，在中国官民通过各种方式强烈抗议、充分表达保卫领土的决心之后，一些越来越重视中日关系的日本人士不得不承认野田外交的失败。这种失败具体地体现在如下两个新动向上：
其一，不少熟悉中日关系的日本人士，包括诸如自民党政府前官房长官野中广务，民主党最高顾问、前财相藤井裕久等在内的前高官，终于打破沉默，表达了他们的忧虑。特别是对于当局一口否定中日两国上一辈领导人“搁置争议”的共识，进而否认两国间存有领土争议的说法，不少发言者认为，此举既不符合事实，也不明智。
但认真分析之后也会发现，在批判野田拙劣外交、同时承认中日两国存在领土纷争的日本人士当中，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一种是真心希望中日回归到1972年和1978年两国领导人达成“搁置争议”共识的原点，并主张以和平协商的方式解决邻国间的领土纷争，从而化解这场危机。另一种则是在承认两国“存有领土纷争”的基础上，主张以毅然态度坚持钓鱼岛是日本之国土，从而展开外交谈判。在领土问题上一向比任何政党(包括自民党和民主党)都要“前卫”与“爱国”的日本共产党，这次表态承认两国存有领土纷争，便出自这后一种立场。
其二，试探与摸索新“搁置争议论”的可能性。
所谓新“搁置争议论”，是指日本在北京默许其“国有化”既成事实的基础上，同意进一步加强实效统治的某些措施。倡议者多为日本的“稳健派”精英。据日本时事通讯社8月28日放出的风声，针对钓鱼岛“国有化”问题，北京曾一度同意采取相对柔软的对策，即只要日方答应在“国有化”之后维持现状，遵守不登岛、不在钓鱼岛海域进行资源调查、不在岛上进行开发的“三不原则”，北京虽然会提出抗议，但将采取默许的态度。然而，这个有可能被日方解读为默许“进一步、退半步”的三不条件，其情况正如前年日本以“国内法”拘留中国渔船与渔民，最终则连船长也被迫释放的措施一般，据说并不被决心“一次到位”的野田政府所接受。
但在今年“9·11”之后到现在的诸多正面冲撞的博弈中，中日两国可说是已经撕破脸皮，各自做好了出现最坏局面的心理准备。在这样的形势下，积极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担心日本在外交上落到下风的日本“稳健派”的说客们，正在试探北京接受新“搁置争议论”(包括此前日方刻意放出风声的“三不条件”)的可能性。
针对日方以默许钓鱼岛“国有化”为前提的诸多新“搁置争议”方案，长期以来习惯于“斗而不破”战略，并将中日关系恶化的主因归咎于“一小撮右翼势力”的北京，会否轻易被东京“以柔克刚”的说客们所迷惑和打动？抑或借此良机换个思维方式，以“大局”(领土问题)为重，突破“斗而不破”(反正脸皮已被撕破)的框框，反守为攻，坚持外交部反复发表的声明和原则，不承认“国有化”的所谓既成事实，即：让中国海监船的巡航与渔船到相关海域从事渔业活动正常化、日常化，促使日方单方面宣称的“没有争议”的东海纷争，成为“有争议的领土纷争”的不争事实。这，显然是接下来各方视线之所在，也是中日双方这回“过招”，何者更胜一筹的试金石与分水岭。(卓南生 作者为新加坡旅华学者，北京大学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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