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客观存在的钓鱼岛领土主权争议，采取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做法于事无补。
在近代历史上，日本对外侵略扩张，尤其是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多次背信弃义，采取偷袭、突然袭击的方式去攻击对方，留下了非常恶劣的名声。所以国际社会认为，军国主义政权主导下的日本国家是一个缺少信用的国家。
二战结束后，日本经过民主化改造，尤其是在《和平宪法》的规范下，按照和平发展的道路走了半个多世纪，迎来了日本的和平、安宁和经济上的成功。这是好的一面。但同时日本社会中确实仍有一些人怀有“历史旧梦”，留恋二战前日本帝国强盛时期构建的“大东亚共荣圈”。正是因为有这些因素存在，在日本社会既有和平进步力量发挥作用，同时也存在右翼，无论是行动右翼，还是文化右翼，总是想开历史倒车，使得日本在反思侵略战争历史上表现得很没有信用，不能取信于曾经遭受过日本侵略战争祸患的受害国。
中日钓鱼岛主权纷争的问题由来已久。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一个日本能否取信于中国，取信于国际社会的问题。
中日两国关系在1972年邦交正常化实现以后的二十几年中，双方在外交交涉过程中是承认有一个关于钓鱼岛主权争端的默契，形成过某种共识。但到了1996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以后，日本出于对海洋权益争夺的考虑，开始转变立场，矢口否认中日存在钓鱼岛领土主权争议，使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给日后的争端埋下了火种。日本是否有国际信誉，我们与这样一个国家开展外交交往的时候，它是否是一个可以信任的对手，这又成为一个问题。
中日建交达成的默契共识
让我们回眸两国建交过程中关于钓鱼岛事宜再三提起并达成默契共识的历史事实。1972年9月27日，中国总理周恩来和来访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举行的第三次限制性会谈中曾有过这样一段对话。田中说想借此机会问一下对方对“尖阁列岛”的态度。周总理说这个问题我这次不想谈，现在谈也没好处。田中接着说，既然我到了北京这个问题不提一下，回去会遇到一些困难，现在我提一下，就可以向他们交待了。后来田中又说，好，这个问题就不需要再谈了，以后再说。周总理说，好，以后再说，这次我们把大的基本问题比如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先解决，不是别的问题不大，但目前紧迫的是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有些问题要等待时间的转移再来谈。以上是两国领导人当时对话的原始记录。
我们从两国领导人谈话过程中，可以看出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有相同的认知和主张。从日方角度，田中来华前，日本政界认为钓鱼岛主权争端是横亘在两国关系上的一个重大问题，这种意见已经成了气候，否则田中不会说“这个问题不提一下回去会遇到困难”。而田中所讲的“他们”是连田中这位首相都必须顾忌的存在，显然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这股强大的政治势力认为和中国建交就得谈钓鱼岛问题。在中国方面来看，周总理是基于优先考虑到两国建交这个大计，才主张这个问题暂时不谈，认同了田中提出的所谓“以后再说”，并且明确指出不是别的问题不大，但目前紧迫的问题是两国关系正常化，有些问题要等待时间转移来谈。显而易见，钓鱼岛主权归属的分歧是建交之外的所谓另一个大问题，但为了避免阻碍建交进程，双方领导人约定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这清楚地说明了在建交谈判的关键时刻，两国总理就暂时避开钓鱼岛主权争议形成了顾全大局的默契。这可视为中日两国在钓鱼岛争议问题上存在默契的滥觞。
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后，钓鱼岛问题因事关领土、主权和渔业资源利用，所以不断成为两国各层级领导人、外交官需要面对和磋商的重大问题。尤其是在为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举行的谈判中，上至最高领导人，下至两国外交系统官员之间留下了大量谈及此事的说帖和折冲。1974年11月14日，中国外长韩念龙访日时和日本外务省次官东乡文彦会谈时重申了关于钓鱼岛等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1971年12月30日发表的声明，表明了我国的立场。鉴于这个问题双方认识不同，中方建议将它放一放，挂起来，不在《和平友好条约》中解决，对此东乡表示，作为结论，赞成不在条约中谈“尖阁列岛”问题，但是“挂起来”的表达方式对日本和苏联的和约谈判会产生微妙的影响，日本不希望给苏联把领土问题“挂起来”的借口。由此可见，双方当时对作为“搁置”的口语表达的所谓“挂起来”本身并不存在大的疑义，只是日本担心苏联会利用“挂起来”的方式搁置日本对苏联争取北方四岛回归谈判，才提出不使用“挂起来”的说法，而实际上，当时两国外交系统都明白，钓鱼岛争端只是个暂时束之高阁的问题，甚至日本相当级别的外交官在与中方交涉时也会经常谈到，两国领导人已经同意“挂起来”这样一个基本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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