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钓”成最大社会公约数
陈传仁(知名台商)：从“8·15保钓”到现在“9·10”日本正式决定将钓鱼岛“国有化”，保卫钓鱼岛主权正在成为中国人民甚至全球华人的共同心愿，也在成为凝聚两岸四地中华民族的最大社会公约数。这样的民族决心会让两岸四地的相关政府部门保钓态度更坚决、果断、更有效力，也会形成对日本博弈的全民意志。在国难和外来压力面前，中国人永远是最团结的。如何发挥5000万左右的全球华人力量，借保卫钓鱼岛加强中国认同，发挥全球华人的政治软实力，这些都是我们日后要考量的。
李义强(世界华人保钓联盟副会长)：世界华人保钓联盟自从在香港正式注册以来，一直希望利用这个大平台凝聚更多的民族力量。现在看来，解决钓鱼岛问题的核心力量一定是中国大陆政府，不是台湾，也不是香港。民间是推手。在目前这种现状下，民间保钓运动存在和发挥的空间还很大。我们希望民间有更多的渠道跟政府进行相应的沟通，让我们了解政府想要做什么，或者这个阶段我们能怎么配合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有效地展开行动。我们也希望跟传媒有更多的互动，让他们表达民意。
莫世健(澳门大学法学院院长)：日本正式决定将钓鱼岛“国有化”再次给我们敲了一记重重的警钟，过去我们善意地追求“搁置争议”，现在恐怕很难再“搁置”了。从一定角度上讲，保卫钓鱼岛应是立体的战略安排，需要各方面的组织，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法律。尤其在国际法律秩序构建上，更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我们每天在做什么，都在被外界解读。这次中国大陆政府公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基线，就是一次构建法律秩序的很好尝试。我们必须通过自己的行为对某个法律原则进行白纸黑字的创造。
楚树龙(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钓鱼岛的困境告诫我们，中日之间民间外交这条战线一定要扩大。几十年来，中国的对外博弈大多是政府在做，但人家有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议员、社会组织，包括各类NGO组织，我们什么时候都是单一的政府力量，看似强大，实际上非常薄弱。因此，关键是要怎样寻找到民间保钓力量，怎样把民间的力量与政府的力量有机地结合起来。在这方面，日本在钓鱼岛上的社会力量怎么发挥作用，怎样更严密地组织起来，中国应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还应该如何反制日本
许森安(国家海洋局资深研究员)：现在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从法理上来讲是站不住的。日本认为他们实际占领多年，有法律上的所谓时效。但时效概念不构成国际法公认的规则，我们不接受这个概念。我们要做到据理力争。该争就要争，绝对不能退让，整个中华民族都不能退让；第二，要占领国际舆论高地，中日矛盾根本上是日本拒不承认它的罪行。我们必须要用多种手段让日本头脑清醒，认识到它的罪行，必须政治、经济、宣传、军事的多种手段一起上。有人提出来要政经分离，我不赞成。经济就是为政治服务的，要从经济上对他们施压。
戴旭(国防大学教授)：现在天下大乱，美国称王称霸，小国在结盟自保，日本等中等国家在趁火打劫。日本想借美国这次的战略东移，实现它在太平洋地区的实质性扩张，为下一步日本的全面崛起或者是为它的全面武装化奠定基础。个人建议是，我们要在东海立威。以后的保钓行动要和国家的整体战略配合起来。比如，一是对日本展开全面的舆论战。第二，保钓运动要在全球展开。第三，我们的执法船要想办法抓几艘日本的渔船，想办法撞沉日本的执法船。第四，随时对日本的军事挑衅做好打击准备。这其中的关键是要在心理上强大起来，让我们的心理和真正的实力符合。要是自己心理软弱，给什么样的武器也没有用。
刘刚(日本冲绳大学教授)：日本民族的岛根性很强，不愿意屈从于中国之下。近几个月来，日本炒作钓鱼岛的背后，是日本国粹主义、民族主义的泛起。日本民众在这个方向上走得非常快，情绪流露得非常饱满。日本误解了从周恩来到邓小平的一系列讲话，认为中国不重视钓鱼岛，认为那个岛太小了，不希望它妨碍中日大局。我们要破除日方误解、误读，让日方非常明白我们的立场，让日方慢慢明白我们必须坐下来跟中国谈。中国的可行性操作，一是法制化，中国要制定国内法，将日方登岛人员名单搜集起来，通过法律起诉他们。有记录在案，他们一到中国领土上就要抓。二是要程序化，对民间保钓要支持，甚至可以民兵化。三是保钓一定要加强护航。
郑明(原海军装备部部长、少将)：除了目前做的，我们还要加强研究钓鱼岛，一是形势判断，要做得充分、科学，对形势判断的决策要科学化、民主化。要做点实际的事，增加实际控制的可能性，比如，入手做生态环境的保护调查，对海洋灾害进行监测和预报。第二，陆海统筹。第三，组织学术界让保钓研究成为显学，并与实践结合得更有效、有序。最后，文化工作要跟上，需要更多关于钓鱼岛的文艺、美术、影视作品等。
[ 责任编辑：吴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