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志荣：对外斗争也要讲究“黄道吉日”
中国民间自古婚丧嫁娶，都讲究要挑个“黄道吉日”。其中的迷信成分当然不足取，但“择日”本身显示了老百姓对此事的重视程度，包含了对人生的一些主动设计。这种主动设计的意识在我们的对外斗争中，是非常需要的。比如昨天顺利回到香港的“启丰二号”的保钓活动取得了近年来少有的影响力，其中有个细节功不可没，那就是与以往不同，这次保钓活动选择在8月15日，这个众所周知又令人刻骨难忘的日子。
67年前的这一天，即1945年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向全国广播了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的诏书。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67年后，保钓人士选择在这个日子抵达钓鱼岛海域和登岛，无疑是一个聪明之举。因为在这一天，大家都会自然而然地想起，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情景。《波茨坦公告》第八条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日本之主权必将限制在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发表的《开罗宣言》规定：剥夺日本自1941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的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选定8月15日展开保钓行动，就是再明白不过地向世人宣布本次行动的目的和意义，宣示钓鱼岛作为二战胜利成果归还中国乃是天经地义、顺理成章的事。此时无声胜有声。
“择日”在对外斗争中虽然称不上决定性因素，但往往起到增砖添瓦、事半功倍的作用。实际上在这方面，日本走在我们前面，是我们学习的榜样。2001年12月22日，日本海上保安厅巡视船将一艘不明国籍船只击沉在距离舟山以东大约300公里的我国管辖海域，经过数个月的探摸查清了沉船的情况，但是日本将打捞沉船的日子有意选在2002年9月11日，企图借助“9·11”这个非常的日子，增加海上反恐色彩，以达到扩大影响，增强宣传效果。又如2004年，日本以中国开发“春晓”油气田距离其所谓的“中间线”太近，有可能损害日方的利益为借口，不顾中国的强烈反对，决定强行对东海海底资源进行探测。为此，日方耗巨资租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挪威籍物探船“胜利”号进行为期一年的东海海底资源物探调查作业。他们把物探船“胜利”号从冲绳起航时间，故意定在7月7日这个中日两国极为敏感的日子，以刺激中方。无独有偶，今年野田内阁呼应右翼分子石原慎太郎的“购岛”闹剧，宣布将钓鱼岛“收归国有”，也是选择在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日子，也有很大的“择日”嫌疑。而从效果上说，中国媒体很敏感地注意到并在报道中强调这一点，事实上也因此激发了中国民众更多的抗议情绪。
“择日”同样可以鼓舞国内民众情绪，据香港保钓人士介绍，每到“九·一八”、“南京大屠杀”等纪念日，他们收到的募款就明显增多。恰当选择日期在某些对外斗争中能起的作用不可小视。在面对与中国具有相似东方文化思维、但至今在历史问题上没有正确认识的日本右翼，这种战术可以经常用、反复用，且务必打到其痛处。(作者是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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