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选举世关注。作为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其大选结果乃至过程都对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有着重大影响。
多数情况下，内政主导美国大选，但外交话题不可避免。在已打响的2012年大选初选战中，伊朗核问题就成为一个重要话题。不时可从一些大选候选人口中听到对伊朗动武的声音。一些候选人公开声称，为了摧毁伊朗核设施，应对伊朗发动“先发制人式空中打击”。
伊朗核问题由来已久。多年来，美国国内精英和决策圈内一直存在是否应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争论。主战派认为,战争可以防止伊朗成为有核国家。反战派则认为，用战争手段去避免恐慌是疯狂的行为，与对手进行更多的了解和接触才是降低恐慌从而避免灾难的最有效方法。诉诸战争，只会引发一场全面战争和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带来无法估量的后果和灾难。
多年来，理性的声音占了上风。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根本无助于问题的全面、长期、妥善解决，外交手段和接触政策则会带来积极结果。军力部署也许能带来暂时“胜利的幻觉”,但往往会带来难以预期的后果和关联性损失,最终骑虎难下。刚刚结束的伊拉克战争，在美国社会引发一场反思。抛开战争合法性不说，在伊拉克战争上付出的人员和经济代价，让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识到，结束一场战争，远比开始一场战争要难得多。
对伊朗动武呼声再次走强，有伊核问题久拖不决引发的躁动，有西亚北非动荡后地缘政治方面新的考量。但是，美国大选这一国内政治因素同样发挥着作用。大选之年，美国国内政治对外交的影响往往会变得更加活跃。选票政治的游戏规则让一些候选人在外交问题上表现得更加强硬，抓住一些话题刻意炒作成为攻击对手的有效手段。
回顾美国现代政治史，不难发现，一些人在大选年里的虚张声势并不具有可行性。打嘴仗是一回事，执政后的政策实践是另一回事。然而，这种虚张声势的毒害也是显而易见的。紧张气氛不仅束缚理性、建设性行动，更让国际关系充满变数，甚至有可能导致一场自我实现式的灾难性战争。
20世纪50年代中期,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被问及是否考虑用军事打击手段打击苏联的核武器计划时,这位五星上将出身、深谙军事手段有限性的总统如是回答:“在我看来,一场预防性战争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如果一场战争的特点就是导致几个城市的毁灭,数以千计的人生灵涂炭,这不是预防,这就是战争。”
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避免中东地区安全形势出现新的动荡尤其重要，也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近来美伊关系紧张的升级已导致国际市场油价的上涨，对正在复苏路上艰难前行的世界经济而言，无疑增加了新的不确定性。
大国有更多设置议题的可能，有更大施展影响的空间。与此同时，大国也担负着更多的责任，需要更多的克制。让整个世界追着自己掷出的飞镖转，这固然会有一种成就感。可一旦耍过了头，头晕的、跌倒的恐怕就不只是那些跟着飞镖跑的人了。（钟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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