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再会奥巴马：中美关系如何破题

　　资料图片：2010年11月11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韩国首都首尔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晤。新华社记者刘建生摄

　　1月18日胡锦涛主席应邀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奥巴马任内中国国家元首对美国的首次国事访问，也是在中美关系跌宕起伏、漂泊不定的背景下进行的一次国事访问。人们有理由期待这次访问能够让中美关系回到健康发展的轨道上来，甚至能够为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美关系的稳定确立一个战略框架。但是，中美关系要往前走，必须理解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往前走，这样才能看清往前走的潜力和制约，才能较好地选择往前走的路径。

　　过去的三大成果

　　随着上世纪90年代初冷战的结束及两极格局的解体，北京在1989年经历了一场政治风波，西方普遍担忧，中国将取代苏联成为其对立面，中国可能排斥西方主导下的国际体系，另起炉灶，在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道路上止步不前，逐步回归保守。在这种背景下，当时的克林顿政府制定了对华接触政策，通过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方面的试探性接触，引导中国在国际上融入现存国际体系，在国内继续推行经济政治改革。当时，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是“敌”、“友”问题。如果中国不能融入现存国际体系，成为体系的挑战者，那么中国就是美国的敌人。当时美国流行的一句话是“你把中国当作敌人，中国就可能真的成为敌人”。也就是说，如果美国排斥中国，中国就不会融入国际体系。

　　在美国对中国实行接触政策时期，中国充分地融入了国际体系，加入了绝大多数国际机制。2005年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正式宣布，中国已经是国际体系中的一员了，并且是现存国际体系的受益者。也就说，接触政策的基本目标已经实现，“敌”、“友”问题基本解决。实际上，美国只是部分实现了对华政策目标。在国际上，中国虽然已经充分融入了国际体系，但是在外交政策上保持了高度的自主性和独特性，而且在融入的同时也在努力改造现存国际体系。在国内，中国在进行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的同时，努力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最终，中国产生了被西方称之为“中国模式”的新体制。因此，美国一直有人批评其对华政策是失败的，没有实现预期目标。

　　中国在根据自身改革开放需要，不断融入国际体系、摸索自身发展道路的同时，对美战略定位也在发生显著变化。上个世纪最后十年，中国一直视美国为中国崛起的最主要外部障碍。1992年中共十四大报告指出，“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存在，始终是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主要障碍。”显而易见，这里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主要是指美国，美国是中国追求和平与发展的主要障碍。15年后，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国与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同时，世界仍然很不安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南北差距拉大，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这里主要强调了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当然也提到美国的“霸权主义”，但只是作为世界“不安宁”的五大原因之一。可见，中国目前更多地视美国为相互依赖的另一方，而不再是“主要障碍”了。

　　总体而言，通过十多年的交往和磨合，中美均不视对方为“不可避免的敌人”，尽管双方是否为“友”的问题仍未解决，但是否为“敌”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双方均视中美关系为双赢博弈，而不是零和游戏，这个问题的解决是中美关系向前走的基础。

　　中美关系的另一大变化是从“安全主导型”双边关系转向了“复合依赖型”。“复合相互依赖”的双边关系有三大特征：国家之间交往渠道的多样化、军事力量的作用下降、缺乏主导性议题。经过冷战后30年的发展，中美关系早已经超越国家对国家的关系，而成为国家对国家、政府部门对政府部门、城市对城市、企业对企业、个人对个人等多层次、多渠道交流。多元化、多渠道的交往，必然导致利益的多样化和政策的复杂化，从对外交往中获益不等的机构、企业和人群，也会形成某种形式的政策共同体。早在1999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江忆恩就预测，当中国从国际体制中得到利益并开始认同这个体制时，新的利益集团就会随之出现。在多元化的利益中，没有一个议题能主导全局。在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中美两国学者总是习惯说，某一个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核心的问题，只要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就将迎刃而解。的确，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美双方都在关注少数几个问题。实际上，军事安全一直是一个主导性因素，中美之间的任何一种交往，都要放到军事安全的天平上衡量一下。但是，在2009年首届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中美两国之间的对话除了涉及传统的台湾、人权和贸易议题，还涉及阿富汗、伊朗、朝鲜、巴基斯坦、苏丹、能源、气候变化等地区性或全球性议题，难怪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说，“除了没有讨论上月球，我们讨论了很多问题”。

　　在“复合相互依赖型”双边关系中，没有一个因素能够主导中美关系的全局，经济、军事、政治关系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发展，都按各自的规模运行。经济谈判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军事合作的延缓，军事关系的冷淡也不影响双方的经济合作。在经济领域内部，在某个议题上的双边冲突会影响到国内的一个特定利益集团，但不会上升到对整个国家的影响，在这样一种关系下，制定统一、连续的对外政策的难度在逐渐增加。、

　　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是否支持“台独”的问题在过去得到了解决，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互信逐渐增强。上个世纪90年代初，大部分中国学者认为，“台独”运动得到了美国的默许或支持，李登辉的“两国论”和其他“台独”活动似乎都有美国的背景。在克林顿政府执政时代，尽管美国口头承诺“三不”政策，可是中国仍然怀疑其可靠性。后来陈水扁的“台独”运动倒是帮了中美两国的忙。在应对陈水扁的“台独”过程中，美国日益认识到了“台独”的危害性，中国也逐渐认识到美国反对“台独”的真实性。这一问题的解决，大大加强了中美间的战略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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