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年年初开始,谷歌是否撤出中国就像一部情节跌宕的肥皂剧,吸引着世界的目光。在这出谷歌自导自演的闹剧中,谷歌高级副总裁、公司发展兼首席法律顾问大卫 德拉蒙德一直扮演着“男一号”的角色。今年1月12日,正是他在谷歌官方博客上发文,首次提出谷歌可能全面退出中国,拉开了这出闹剧的帷幕;3月23日,又是他公开发表声明,宣布关闭谷歌中国,并将谷歌搜索服务由中国内地转至香港。近日,德拉蒙德再次出场,为这出闹剧带来新的戏码。
据媒体报道,德拉蒙德近日表示,中国的互联网审查制度是贸易壁垒,要求美欧对华施压。他说,西方国家应以捍卫实物贸易的同等规则捍卫信息贸易自由,只有通过政府间的交涉才能迫使中国作出改变。他认为,中国的互联网审查制度不仅仅是人权问题,同时也被用于保证国际公司在中国市场处于劣势。
由一开始的黑客攻击、人权问题、网络自由再到如今的“贸易壁垒”,谷歌在撤出中国的问题上不断变换着说法,不断创造着新的话题,让人疑惑这家公司是在做生意,还是在玩表演?
谷歌说要走,可它给人的感觉是还想留。从常理判断,世界排名第一的搜索引擎公司主动放弃世界第一大市场,完全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的非理性行为。可谷歌真的这样做了,它这样做,是因为它自以为手里有牌。3月23日之前,谷歌占中国搜索市场份额的29%,在中国大陆有近亿用户。也许谷歌以为,它的离开将令近亿谷歌用户痛苦不堪,他们会因此而抱怨政府,向政府施压。可是,这招拿客户当人质的手段并未奏效。在过去的两个多月,谷歌声称的退出,不仅未引发浪涛,甚至涟漪都未引出几圈。上亿的谷歌用户平静地开始使用百度、搜狗、必应等其它搜索引擎,并发现它们原来也很好用。
于是,谷歌陷入了尴尬。它挑起事端,主动离开了世界第一大互联网市场,可这个市场并没有对它表示留恋,没有乞求挽留,中国互联网照样正常运转,照样在快速发展,这显然令谷歌始料不及。该怎么办?本来,谷歌可以重回中国市场,解铃还得系铃人,只要遵守中国法律,中国欢迎外国公司来中国做生意。可问题是,德拉蒙德又出场了,新噱头叫“贸易壁垒”。
所谓贸易壁垒,是指使用关税、配额或其它歧视性做法限制外国商品劳务进口的措施。如果中国对互联网的管理只针对谷歌或只针对外国公司,那的确有贸易壁垒之嫌,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互联网市场是一个开放的市场,中国相关部门管理互联网时,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不管是外国公司还是中国本土公司都必须遵守同样的法律法规,都是在平等的条件下竞争,外国公司并没有被歧视或特殊限制,谷歌把中国对互联网的依法管理称为“贸易壁垒”,完全无视事实。
谷歌想得很美,就是既想在中国赚钱,又不想遵守中国法律,可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在当今世界,外国公司遵守所在国的法律法规是常识和惯例,谷歌无视常识和公理,硬要在其它国家寻求治外法权,让人想起了殖民时代、想起了中国人熟知的颠地。 颠地是英国的大鸦片贩子。1839年,在林则徐罚没了他的鸦片之后,他逃回英国,和查顿等鸦片贩子一起鼓动巴麦尊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如今的谷歌,因为不想遵守中国法律,而游说西方国家向中国施压,这与颠地何其相似。只不过,今日中国非彼时中国,中国依法管理互联网的决心不会因外国政府是否施压而改变。
互联网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的出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同时也应看到,互联网既能行善,也能作恶,网络上的海量信息并不都是健康有益的,其中混杂着大量有害信息,降低了信息的质量和人们对它的信任度。如果没有管理,色情、赌博、诈骗、诽谤、煽动仇恨歧视等信息就会充斥网络,危害社会。因此,依法管理互联网是一种客观需要,不是中国的发明,而是国际社会的共识。没有一个国家对互联网是没有管理的。
近些年,中国根据互联网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制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电信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既借鉴了其他国家管理互联网的经验,也充分考虑了中国的具体国情,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完善,有力地保障了中国互联网的健康发展。依法管理互联网和贸易壁垒根本扯不上关系,相反,它会促进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谷歌作为世界上知名的互联网搜索公司在跨国经营时,也应该经常遇到公司理念与当地风俗文化不合的问题,遇到这些问题时,应该通过合理的协商进行沟通,而不是动辄以退出相要挟,拉西方大国进行施压。
时代不同了,人类早已告别殖民时代,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国际交往,首先要彼此尊重。不管是各国政府还是跨国公司,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和法律,理解彼此文化差异,是与其他国家合作交流的基础。而像谷歌那样,派出德拉蒙德先生四处游说,指望用强权压迫一个主权国家给予不合理的治外法权,既让人反感,也不可能成功,倒使人体会到作为谷歌首席法律顾问的德拉蒙德先生的黔驴技穷。中国依法管理互联网的大方向,不会因为一家公司的反对而改变,要改变的是谷歌公司现在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