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认识到万事万物的运动都不是直线前进的,前面充满着不确定性
一些新兴国家的崛起、美国以及西方国家的相对衰落,构成了当前国际形势的总的特点,从而正引起国与国之间关系的相应调整。但是,要认识到万事万物的运动不是直线前进的,前面充满着不确定性。
世界上的三个主义都在变革
资本主义在1989年的时候,满以为马上就要一统天下了,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很狂妄。但是,经过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美国已深感力不从心,选民普遍要求变革,这才选出了奥巴马。现在西方在探讨“仁慈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新版本的资本主义”,等等,希望缓和阶级矛盾,重振当年雄风。但是,当前并不是马克思曾预言过的“资本主义总崩溃”的形势,资本主义在变革中走向何方尚待观察。
社会主义由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和西方遭遇的某些困境,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感召力在上升,资本主义国家有不少人从《资本论》中获得启示,思考社会主义的合理性。但是,“中国模式”不可能照搬到别的国家。另外,虽然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众多反对资本主义的人士喊出了“世界可以是另一个样子的!”口号,但究竟是什么样子,如何实现,都不甚了了。所以,要说社会主义已走出低谷还为时尚早。
伊斯兰主义还在苦苦摸索之中。全世界穆斯林超过10亿,分布于很大一片领土。伊斯兰教并没有像基督教那样经过宗教改革而适应现代化,如何在当今世界生存成了一个迫切的课题。再加上巴以问题久拖不决,基督教、犹太教与伊斯兰教的明争暗斗,以及西方生活方式对穆斯林传统的威胁,逼迫一些穆斯林走上了极端主义道路。但是,事实证明原教旨主义是没有出路的。出路在哪里?究竟是温和的变革,还是激烈的变革,谁也说不清。
不要低估美国的实力和纠错能力
美国在经济、科技和军事上仍是首屈一指的国家,美元的霸权地位仍然存在。有利的创业环境、一流的大学和对人才的巨大吸引力带来的优势,至少还可保持二三十年。更应该看到,美国有自己的纠错机制。回顾以往50年,在苏联放卫星、越南战争、1980年代日本的挑战和多次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美国衰落论”都唱得很响,但美国还是站住了。奥巴马的上台,说明基层民众借助互联网和投票可以影响政局,美国的权势集团不可能一手操纵。一些国家反对的是美国借推行“民主”强行干涉别国内政,但不反对美国在国内已实行了200多年的政体。事实证明这种政体具有相当的纠错能力,在一定程度上防止走向极端和社会动乱。
美国向何处去?奥巴马执政一年的“改变”之路走得很艰难。新保守主义已在集结,图谋反攻。美国的前途充满着不确定性,但世界上其他大国都不可能在短期内取代美国的地位。
对于中美关系,中方的思路不应是从“搞好关系”出发,因为中国内部从来就不缺乏良好的愿望,而是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正确处理中美关系”。在关系较好时不盲目乐观,在有争端时冷静对待,从长计议。观测美国要认识到它立国的两个基本点:一是以基督教普世主义为基础的价值观;二是为追求国家利益和霸权而奉行的实用主义。
摆正“效率”与“公正”的关系
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促使人们对西方的两大经济学派进行反思。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信奉自由市场的芝加哥学派遭到质疑;而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也有不少人表示怀疑。其实在这两种理论里,在“效率”与“公正”方面,都有可资借鉴的合理成分。2009年10月美国“新经济思想研究院”宣告成立,标志着在“效率”与“公正”的关系上进行新的探索。
纵观全球历史,要发展经济,首先要发挥个人的积极性,实际就是赚钱的冲动,这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但是,如果这种冲动以损害别人、损害社会甚至损害世界为代价,就会造成危机。各国政府的职责就是既要大力鼓励这种积极性,同时又在倡导诚信、保证法制公正、尊重产权、稳定货币、合理收税、方便创业和保持社会安定等方面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民主与集中不可偏废
在战场上吃了苦头的美国转向了“巧实力”。虽然奥巴马口头上承认各国实行民主的文化背景不同,但坚持“普世价值观”仍是当前西方对付中国的主要手段。前美国驻华大使洛德最近在电视上说,互联网是改变中国的最大武器。
西方凭借经济与军事优势,掌握着话语权,把自己的民主奉为样板,凡不按他做的都是“不民主”、“专制”。实际上,民主与集中是对立的统一,只讲民主不讲集中是虚伪的。决不能离开集中谈民主,也不能离开民主谈集中。中国的民主集中制已经表现出独有的政治优势,而西方敌对势力其实是色厉内荏。他们不是没有看到自身的致命弱点:黑金政治、议案久拖不决、选民偏向眼前利益、忙于竞选无暇理政,等等,都令他们头疼。西方现在已有人开始讲起“一党制”的好话,例如《纽约时报》的托马斯·弗里德曼最近说,在必须快速决策或需要巨大投资的问题(如气候变化问题)上,“相对于彼此阻挠的两党制,一党制其实是一大优势”(法国《世界报》2009年12月31日文章)。
另外,人们可以预见到,今后几十年很可能是个多事之秋,虽然大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因民族、宗教、恐怖主义、陆海边界、能源、水、粮食、新病毒、互联网黑客纠纷、气候、地震以及核扩散等引起的灾难,会考验每一个国家政府的应变能力、引导能力和执行力。民主集中制在这些方面具有相应的优势。老百姓在实践中会明白:究竟是乱糟糟的街头民主好还是安定有序的协商民主好?
需要应对三个“气候问题”
第一个气候问题是气候本身的问题,虽然各国科学家对地球变暖的原因各有说法,但因“征服自然”的工业化而造成的环境恶化是不争的事实。各国在这方面面临的形势都一样严峻。现在老百姓已普遍懂得“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的道理。因此,重视气候问题本来就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要做的事情,而且要做好。
第二个气候问题是经济问题。美国已经从硬顶着不承担减排责任转向开发绿色能源和节约能源。他们看到了其中的商机。有专家说,工业革命的时候中国还没有醒来。计算机革命的时候中国刚刚苏醒。现在绿色能源革命的时候,中国已同西方同步。西方已看到,中国巨大的市场和廉价劳动力是发展绿色能源的先天优势,再加上政府的倾斜政策和科技实力,已使中国有可能在这第三次革命中脱颖而出。《华尔街日报》文章就说,中国“渐成绿色技术领导者”。
第三个气候问题是政治问题。气候问题是欧洲最早倡导的,表示“道德高尚”和制约不发达国家是其中重要的考量。收取“碳关税”是对付别国的重型武器。对此,中国自然旗帜鲜明地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要逼迫西方偿付排放欠债和提供先进技术,同时中国也可以给发展中国家力所能及的帮助。
“东张西望”是时代特点
由于中国的快速发展和美国的相对衰落,许多国家便在两者之间左顾右盼,既为中国的强大高兴同时又不无担心。既对美国的相对衰落暗暗高兴,又怕失去美国即失去了对中国的制约。
日本现在在考虑“疏美近亚”;东盟表示欢迎美国“回归亚洲”;澳大利亚在中美间搞平衡;印度借重美国但已发现并不能从美国得到想要的一切;俄罗斯从内心里欢迎俄美关系“重启”。美国曾一心想搞“民主联盟”,结果发现它认为的民主的印度、巴西和南非在气候问题上同中国“联盟”。凡此种种,说明当今世界的外交博弈即各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讲究平衡,应予理解。不当头,不结盟,不纠缠小矛盾,广结善缘,高瞻远瞩,应是中国的行事原则。
要看到,今天的人民是天天看电视、上网的人民。布热津斯基2009年10月在一篇文章中说:“20世纪的三场政治竞争(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加速了人类的政治觉醒。20世纪的扫盲运动的普及和广播、电视及互联网的广泛影响,则加剧了这一全球范围的群众政治觉醒。”觉醒了的人民一定会争取自己的权利,对各国领导者提出更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