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消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网站10月10日发表文章，题目是“论金融危机政治”，作者是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拉杰·德赛。文章说，美国最近的经济变故不禁令人感叹，金融危机终将演变成一场政治事件。本文作者通过考察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后的变化，提出美国应该学到的教训。文章摘要如下。 

　　10月10日，在英国首都伦敦，参加反对救市示威游行的青年学生与警察发生冲突。一些伦敦市民和学生当天在伦敦金融街举行反对政府救市示威游行活动，并打出“反对资本家”、“我们为什么要为他们制造的危机埋单”等标语。当日伦敦股市出现大跳水，《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跌幅高为8.85%。 新华社/法新

　　纵观20世纪90年代，动乱和竞选活动伴随着全球新兴市场的金融动荡。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韩国、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均发生了针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牵头的调整计划的群众抗议活动。1998年，俄罗斯的金融危机吸干了国内对叶利钦的支持。在巴西，在雷亚尔贬值之后，一场卡车司机大罢工导致了全国主要公路瘫痪。2001年底，在阿根廷，示威者与警方之间的一系列暴力冲突迫使德拉鲁阿总统逃离首都。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102个国家发生的124起“系统性银行危机”事件进行了调研，我们可以从这些国家的经历中吸取某些教训。

　　首先，危机并不总是导致政府崩溃，但政府改组可以降低复苏成本。

　　 20世纪90年代，若干金融危机事件促成了政府改组，其中有几次还导致了政权垮台。韩国、阿根廷和巴西，特别是捷克、波兰和土耳其，货币问题发生后，当时在任的政府在选举中均被赶下台。在非民主国家，比如墨西哥和印度尼西亚，在任政府则失去了对权力的掌控。1 9 9 4年至2 0 0 0年，在墨西哥的几个州，有一批反对党人陆续当选州长，最终为比森特·福克斯赢得大选并结束80年的一党执政奠定了基础。在印度尼西亚，在大米和柴油涨价而引发的暴动中，执政30年的苏哈托政权于1998年走向终结。但政治变革并非普遍准则：统计数字显示，在所考察的危机事件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在危机爆发三年之后政府发生更迭。然而，政府发生变化的国家最终都出现了形势好转。

　　第二，重树信誉可能与重获偿还债务能力一样艰难。

　　除了政治动荡之外，金融崩溃还孕育着政策不确定，这对经济复苏前景可能更为有害。动荡和不确定因素是不一样的。前者是指政府频繁变动，在极端情况下它当然可能危及复苏前景。而不确定因素则有可能在政府稳定的情况下存在，而且很可能在金融发生系统性危机的情况下存在。在金融危机的情况下，投资者、储户和企业家都抱怨政府未兑现金融改革承诺，政策实施不力，或是被随心所欲地解释，因而导致不可预测的频繁变动。重新确立政府行动的信誉，让投资者相信他们的承诺不会取消，这可能需要全面的机构改革。

　　第三，政府将无力保护最易受伤害的群体。

　　在三分之二的危机中，货币贬值、资本外逃和紧缩措施导致持续三年多的工资和收入下降。当然，由此产生的财政紧张影响到了最严重依赖政府资助的家庭。在拉美，危机常常榨干了最贫困的人口。在亚洲，则是所谓的“奋斗阶层”深受打击，即中低收入但迅速上升的家庭，又被重新打回贫困阶层，至少是暂时打入。

　　第四，强烈反对并不一定意味着回到左派立场，可是持中间偏左立场的政府很可能对经济崩溃起到限制作用。

　　鉴于最易受伤害的群体人数要多于免受伤害的人数，也许人们会以为在左翼运动复活之后，将会出现强烈的反对市场运动。虽然系统性金融危机可能为左翼力量若干年后抬头奠定基础(拉美21世纪回归左翼就是一个例子)，可是危机过后立即出现左翼运动的证据仍然微乎其微。在121次危机事件中，只有32次政府的确在危机发生后的三年之内出现左倾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