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浮的黄昏
时钟的指针指向下午5点。55岁的金秀琴利落地换下胸前印着“GAP”的粉色家居服——那是女儿穿腻了原本想扔掉的衣服。她穿上自己的红短袖，抓起一个尼龙袋，把穿着肉色丝袜的脚蹬进黑色平底鞋，快速按下昏暗楼道里的电梯按钮。
在不到15分钟的时间里，这双平底鞋匆匆穿过狭窄的胡同、低矮的居民区，穿过汽车、自行车、行人和宠物狗，停在一家幼儿园的3楼。对于金秀琴来说，这段路是她在北京为数不多的熟悉路线。5岁的外孙手里举着一块饼干，已经等了一阵子了。
她掐着表算，接到外孙后要送他去上半小时的辅导班，然后必须在7点之前做好晚饭。离家之前，她已经把豆角择好洗净，只等下锅。
5年前，为了完成这些“任务”，金秀琴离开生活了50年的东北铁岭。
在学术界，这些跟随子女从外省市的农村或城镇到现居住地短期或长期生活的、非本地户籍的异乡老年人，被称为“老漂族”。
国家卫计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显示，我国流动老人将近1800万，其中专程来照顾晚辈的老人比例高达43%。
表面上，他们是这座城市极为普遍而自然的一部分。但他们并不属于这里。 这些老人从四面八方来到子女所在的都市，在每天的黄昏中奔波忙碌，也在一生的黄昏中漂浮不定。
“这是他们的家，我拿那么多东西干什么”
相比热闹的黄昏，老人们的清晨要落寞许多。
早上5点，在这座城市的不同角落，他们几乎同时醒来。从陈显兰的房间向外看去，北京京通快速路上的路灯还在灰蒙蒙的空气中亮着。这是一套两居室，她轻轻走到女儿的房间，给外孙女喂牛奶、换尿布。外孙女现在一岁多，年纪跟陈显兰来到北京的时间一样。
客厅里没有窗子，黑漆漆的。她把自己关进厨房，在锅里加上水和小米，放在火上温吞地熬着。按照河南老家的习惯，早上她通常会炒几个菜，“吃不惯这边的咸菜”。
一年半以前，62岁的陈显兰在老家接到女儿电话的时候，同样在做饭。在滋滋啦啦的油锅旁，她听见还有两个月就临盆的女儿说自己要上班，没有时间洗衣做饭，想请她过去帮忙。
放下电话，这个朴素的农妇心里有些高兴。从女儿上大学开始，母女俩已经有10多年没长期在一起生活了。孩子要强，从来没让父母担心过，可这一次，身为母亲的她也有了一种“被需要”的欣喜。
那个春天，陈显兰和老伴连夜给地里种的大豆浇水，第一天浇到夜里11点，第二天浇到凌晨2点。几天后，她把两身衣服塞进一个小箱子，一大早就站在村头，等着开往郑州的大巴。陈显兰晕车，在两个小时的车程里，她吐了好几次。
金秀琴清早的锅里同样翻滚着米粥。她习惯把洗干净的鸡蛋跟粥一起煮，鸡蛋是她特地从老家带过来的。
在老家，她原本养了10多只鸡和五六头猪，临走前全部卖掉了。老伴虽然不跟她一起来，却也要四处打工，无暇喂养它们。5年来，她每次来北京，都要带上剁好的排骨和鸡肉，分成几部分装到小袋子里，跟干豆腐、鸡蛋、蘑菇、咸菜一起装进大纸箱，拎上火车，“都是孩子爱吃的”。
她相信一切东西都是老家的最好，自己能够带在身上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62岁的田慧芬和63岁的程丽云分别从哈尔滨和大连来到北京，为儿女照顾下一代，至今已经有10年。她们来的时候连箱子都没带，就背了一个包。两位老人互不相识，却说着一样的话：“这是他们的家，我拿那么多东西干什么。”
学者潘永康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一项调查发现，在传统社会，中国家庭的生命周期特点是：年轻人婚后先与父母合住，等自己有子女后与父母分开，在子女成婚后又与父母合住，最后再分开，如此周期循环。其中，婚后与父母合住的主要考虑是住房，由于父代通常先拥有房子，合住是“子代投奔父代”的选择，体现出“父代权威”的代际关系模式，父代是家庭的投入和决策重心。
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王伟进指出，当前人口流动性增强，婚后合住的可能性变小，再次合住的重要考虑是父代帮忙抚养孙代，这个时候，合住是“父代投奔子代”的“子代权威”代际关系模式，家庭投入和决策的重心倾向于子代。
这些母亲正在重新学习，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新时代的“母亲”
7点左右，天完全亮了。早上是很多家庭分离的时刻。
粥已经上桌，旁边摆着地瓜、油条、馒头、咸菜或炒菜。要上班的匆忙吃了几口就出门了。金秀琴和田慧芬要送孩子去上幼儿园，程丽云送孙女上小学。陈显兰把一岁多的孩子抱在怀里，看一眼时钟，又快到了哄她睡觉的时间了。
在来北京之前，这些老人从没想过会在这里长期生活。陈显兰原本打算等女儿出了月子就回去，金秀琴想的是就待一两年。可是因为“没办法”，她们全都一直待到了现在。
在最开始的那一天，老人们从不同方向、坐着不同的车次抵达北京。等在车站的儿女们把他们带上私家车、出租车、公交车或是地铁，散到这个城市的不同角落。
下了火车，陈显兰和老伴直接坐上地铁去了天安门，“转了一上午”。在那之前，这个近5千平方米的广场几乎是他们对北京的所有想象。而他们即将前往的家，尚在一直往东的15公里外。跟气派的天安门广场不同，老旧的小区里楼道昏暗，宣传栏里还贴着用毛笔写的标语。
金秀琴跟陈显兰去往的是同一个方向，只是离天安门要近5公里。女儿和女婿在北京做生意，就在公司附近租了一套两居室，是一个老小区的11楼。她第一次需要坐电梯出门。
田慧芬下火车后坐进了一辆奔驰，女儿和女婿都从事金融工作，家也在天安门15公里之外，只不过方向是正北，紧挨着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到了晚上到处都是戴着耳机跑步的人。
来北京之前，陈显兰夫妻俩先去山东看望了一下大儿子。他们一共三个孩子，没有一个留在老家。因为工作原因，原本在洛阳长期居住的大儿子近两年在山东淄博。小儿子单位在西安，这几年被外派到非洲。这些年，老两口随着子女“漂”在不同的城市。
把陈显兰送到女儿家中后，陈显兰的老伴就自己回老家了。“家里有地，还有90多岁的老人要照顾，实在走不开。”田慧芬和金秀琴的老伴也都在老家，夫妻俩长期分居。“没什么事平时基本不联系，”金秀琴说，“电话费贵啊。”
有研究显示，在迁居地照顾孙辈的老人中，女性占比更大。成为母亲几十年后，这些女性再次扮演起“母亲”的角色。
白天的大部分时光，陈显兰都要跟一个婴儿一起度过。刚开始，她不习惯给孩子用尿不湿，“那么包着孩子能舒服吗？”在她的3个子女还是婴儿的时代，这个母亲都是用尿布，然后在下面垫一小块毯子，再下面铺一层油纸。
她也不习惯婴儿的饮食。绿的青菜、红的胡萝卜，甚至猪肉都被打成泥状，五颜六色地装在一个个透明的小玻璃罐里。在她印象中，自己的孩子都是用白白的馒头喂大的。
但是几个月后，陈显兰慢慢学会使用带遮阳蓬的婴儿车，每天在固定时间给孩子喂食各种营养粉调成的“辅食”，也知道在递给孩子食物前要用湿巾擦手。金秀琴被告知孩子在家的时候不能看电视。田慧芬学会了喝水时嘴唇不接触杯沿，因为女儿告诉她不能跟孩子用同一个水杯喝水。
这些母亲正在重新学习，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新时代的“母亲”。
她们被迫与这个迅猛发展的时代接轨。在儿女们淘汰下来的智能手机上，字体被调到最大。程丽云害怕听到儿子在那头说“怎么这么久才接电话”。电话铃声响起的时候，陈显兰经常会把手机拿反，在慌乱中通常要把屏幕滑动三次以上才会接听成功。
她们被反复告知，那个巴掌大的手机和里面一个名叫“微信”的“绿色方框”是这个时代能够被找到的唯一方式。那是人际关系最后的安全感。
对于老人来说，这种安全感并不总能得到满足。陈显兰的女儿偶尔看一眼母亲的手机，发现她最频繁的聊天对象除了自己，就是老家的亲戚朋友们。而有好几次，母亲曾尝试发起微信视频聊天，但“对方无应答”。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讲师苗瑞凤调研发现，没来子女家生活之前，69%的老人对于在子女家生活持比较乐观的预期，认为能够和“有了出息”的子女愉快共处，约23%的老人愿意在城市子女家养老。但是在子女家居住过一段时间之后，上述两项比例明显降低。但是尽管如此，绝大多数老年人仍然表示，就算不适应当前的生活，但是只要子女需要自己的帮助，自己还是能够在子女家生活的。这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以贯之的责任意识”的体现，也可以谓之“家庭中的利他主义”。
“他们不被这座城市接受，也不接受这座城市”
比起陈显兰，外孙已经上幼儿园的金秀琴白天要更难打发。这几年，她发现周边有几处可以做免费理疗的地方，几乎每天都去。做理疗的仪器要上万元，她已经“免费试用”了一年多，从没想过要买。
她们似乎很快适应了北京的生活。来到北京第二天，金秀琴就找到了离家最近的菜市场，她知道哪家的豆角、茄子、辣椒、白菜最便宜、最新鲜，也知道小区里仅有的几张长椅和健身器材的位置。
在小区，“老乡找老乡”的老人们形成了“东北帮”“老四川”等。有学者指出，同乡认同和同乡团体得到精心培植的程度、同乡情感和机构的牢固和力量，是中国城市的一大特色。
但更多时候，她们依然保持着一种隔离感。陈显兰去菜市场买菜时，发现几乎没有人用现金交易，每个摊位旁边都竖着一个黑色的、“曲里拐弯的”条码，“人家说扫一下就行”。她不会用，手里紧紧攥着几块零钱。
田慧芬家的楼下就有一家超市，但她依然每天都要骑车去两公里以外的菜市场，“那边便宜不少呢”。女儿在她的手机里下载了共享单车的软件，她也从来不用。“我有自行车，用那个干嘛。”金秀琴有次在商场给女儿买了一件“白底带花”的衣服，“不到一百块钱”，可是从来没见女儿穿过。
大多数时候，她们的活动范围只是周围两公里之内。陈显兰从来没有自己坐地铁出过门，也“不想学”。最远的一次是带孩子去了一公里外的大学校园。有时跟老伴一起，带着外孙女去商场玩，也从来没买过任何东西。
他们不在乎一双鞋、一个包的价格，只关心哪里有喷泉、有长椅。女儿下班会经过那个商场，陈显兰有时在二楼摇着手臂呼喊，女儿听见了，却没有抬头，匆匆走上电梯。
田慧芬一个人的时候最远去过旁边的森林公园，那里每天晚上都有老人挽着手跳交谊舞，她喜欢看，自己却从来不跳。有的老人酷爱下象棋，到北京10多年每天晚上都背着手看别人下，自己从来没下过，居委会组织的各种活动，也从未得到通知。还有的老人喜欢坐公交，绕着北京城一圈一圈地转。
程丽云不喜欢坐公交。她不喜欢上车时自己的卡只会发出“嘀”的一声，而没有跟着一句“老年卡”。有时车上会低低地传来一声“外来的”，她心里落寞，却又愤愤不平：“要是我儿子没能耐，人家会请他过来？”
金秀琴楼下的清洁工会拖着长长的儿化音跟她说，“外地人怎么着也不如北京人”。陈显兰只会说河南话，有时跟北京老人搭话时，对方直接说自己“听不懂”。
“他们不被这座城市接受，也不接受这座城市。”陈显兰的女儿说。
为了让他们更加“接收与被接受”，陈显兰的女儿特意把单位分配的人民大会堂讲座名额给了父母。老两口听完之后直说后悔，“里边都是年轻人，穿西装打领带，拿着手机和本子不停地记，哪有像俺们这么大年纪的，跟傻子似的。”陈显兰盘腿坐在床上，不好意思地说。“不过大会堂真气派，有好几层，还铺着红地毯哩！”
有几秒钟，祖孙两人就站在夏日北京的公交站牌下，彼此僵持着
对老人们来说，一天中的午饭是最草率的。
陈显兰的外孙女爱吃面条，她几乎每天中午都做，自己也跟着吃一点。金秀琴有时就吃一块硬邦邦的发糕。田慧芳吃的可能是前几天剩的饺子。
晚饭显得格外隆重。每天下午3点半，田慧芳就开始做饭。幼儿园的班车下午5点会停在小区门口，她必须在那之前把饭做好，第一时间出现在外孙面前。这已经是她的第二个外孙，“老大”已经上小学，刚参加完夏令营。为了迎接他回家，田慧芬那天特地蒸了几只螃蟹。
狭小的厨房里，有3个容器同时冒着热气——电饭煲、电炖盅和蒸锅。她把一个计时器固定在冰箱上，设定时间是20分钟，用来提醒自己螃蟹已经蒸好了。“现在脑子不好使了。”她眯着眼，戴上围裙，把茄子蒂切成蜂窝状。午后的小区里静悄悄的，这是为数不多的开着抽油烟机的厨房。
很快，茄子下锅了，热气开始出现在这第4个容器上。“其实我不爱做饭，但是没办法，他们工作都忙。”田慧芳按照东北老家的做法，把茄子在油锅里翻滚了几遍，然后用铲子铲成两段。
每次来北京，她带的东西都不多，但总会带一点哈尔滨红肠。“老大爱吃红肠炒饭。”逛超市的时候，她会特意看一眼红肠的价格，“比老家贵10块钱”。
她清楚地记得各种地方、各种食材的价格。超市里的西红柿卖5块多，“菜市场最多3块钱”。大瓶装的鲜牛奶要18.5元，“能喝三四天”。偶尔去超市，她总要去看看特价菜。
金秀琴家门口的过道里永远堆着一兜塑料瓶，“一兜能卖一块多吧”。还有老人四处收集皱巴巴的塑料袋，用作垃圾袋。有一次，陈显兰的女儿买了个一千多元的包，她不理解，“跟几十块的有什么区别”。女儿说“你看不出来，别人能看出来”。有时女儿会故意告诉母亲某样东西的价格，“我想让她知道，我能负担得起”。
厨房没有空调，闷热不堪。田慧芳从冰箱里拿出一小块黄油，在锅底融开，放入切成小片的口蘑，翻炒一会儿之后用榨汁机榨成乳白色的汁。她从来没吃过，只是有次听外孙说起，她想试试看。家里的盐是粉红色的粗粒晶体，她不知道跟白色的有什么不同，只知道是“他们从国外带回来的”。
程丽云的孙女不爱吃老家常做的虾皮，爱吃三文鱼，还能吃出火腿和培根的区别。她跟老伴在小区一片空地上种了一些茄子、辣椒、地瓜，但孩子们想吃小汤山的有机白菜、彩椒、西兰花、荷兰豆。她总觉得菜谱是“别人的东西”。“程丽云经常做的包子、饺子和油炸食品，孙女说“吃腻了”。
每周六的下午，她都要带孙女去上绘画辅导班。上课期间，程丽云就坐在教室门外的沙发上，翻看微信朋友圈。有人给她发过一段文字：“不见孙子想孙子，见了孙子怕孙子；小孙子吃喝拉撒忙坏了老孙子，老孙子手忙脚乱还照顾不好小孙子……” 她觉得很有道理。
“都说父母给看孩子是应该的，其实真不是。”她一边觉得“说这些没意思”，一边反复说“现在的孩子不知道什么是节俭和感恩”。她觉得孙女的衣服太多，吃饭浪费，“配一副眼镜要两千块钱，三四百的不一样吗？”报的辅导班有钢琴、绘画、英语、奥数，每套课程至少六千元。
“太贵了。一个女孩子，要那么拔尖干什么？”程丽云叹了口气，又有点自豪和心疼，“她是校田径队的，钢琴已经过八级了，游泳会四种泳姿，绘画也正在考六级。孩子那么累，我也舍不得。”
孙女受不了程丽云的“过分节俭”和“唠唠叨叨”。公共场合奶奶在说话时，她会一脸无奈，跟旁边的同学说：“真服了我奶奶了。”她也不喜欢奶奶洗的衣服上有八四消毒液的味道。她常说：“我跟奶奶不在一个频道上。”
程丽云知道孙女“看不上自己”。有次孙女把公交卡忘在绘画的教室里了，但坚持奶奶没把卡交给她。“不是公交卡的事，是老人说的话她总是不往心里去。”有几秒钟，祖孙两人就站在夏日北京的公交站牌下，彼此僵持着。
每当这种时候，程丽云就想回老家。
那里有老伴，有年迈需要照顾的老人，有退休前的同事们，还有“自由”
陈显兰也想老家。她坐在一张10厘米高的小板凳上，用力搓着外孙女换下来的衣服。“孩子衣服容易脏，一天要换两三次。”她不习惯用洗衣机，觉得手洗得干净。
洗衣服时，她说她常想“老家里老人的脏衣服也该堆成山了”“再有十天，地里就该变黄了”。
以前她家年年种棉花，到了秋天地里白花花的一片，“看着可高兴”。但是棉花需要人打理，村里的人在这几年间走了将近一半，几乎没人种了。地里只种了一些大豆和花生。
每天晚上，老人都要固定收看河南电视台的天气预报。他们通过天气预报想象地里庄稼的长势。走在商场里，陈显兰随手从模特脚下拾起一小块白色的填充物，旋即扔下，“这不是棉花”。
前些天，她的老伴也来北京了。行李箱里一半是葡萄，另一半是桃子，“都是俺们在自己院子里栽的，可甜。”陈显兰手里攥着一个苍蝇拍。
苍蝇拍是亲家买的。有时候，同是河南老乡的亲家也会到北京帮忙看孩子，两家老人交替居住在同一个房间。房间里留存着不同的人使用过的物品，彼此并不随意挪动。
“估计十月份他们就该过来了，俺们就回家，豆子和花生该收了。”交谈时，陈显兰陷在褶皱中的眼睛很少直视对方，更多是笑眯眯地看向远处或地面。
金素琴也想家。她老家在铁岭农村，自从来北京之后院子里啥也没种，只是地里还种着玉米。去年过年，她回家待了不到一个月，每天傍晚拿着扇子跟同村的人一起扭秧歌，从5点一直跳到8点。
“家门口那条街从南到北，大家都认识。”她喜欢老家敞亮的门厅和院子，“一开门就上街了，多方便”。她不喜欢住带电梯的房子，和七拐八拐的楼道。
跟外孙和儿子挤在一个小房间里睡觉，她觉得“憋屈”。在老家习惯了睡觉不穿衣服，刚来北京的那段时间，她愣是睡不着。被问到回老家有什么不习惯的地方时，老人想了半天，说“要非说有啥，就是没有路灯”。
田慧芬在哈尔滨的家只有30平方米，不到北京房子的三分之一大，但她还是“恨不得现在就回去”。那里有老伴，有年迈需要照顾的老人，有退休前的同事们，还有“自由”。
她经常在微信上跟以前的同事聊天，在北京断断续续生活了10年，她依然能第一时间知道哈尔滨哪个地区房价涨了。过来的时候，她连衣服都没带几件，冬天只有两条牛仔裤换着穿。
“还是家里舒服，北京太热了。”有的老人因为适应不了气候，会在酷暑或寒冬来临之前，像候鸟一样回到老家。
“听说做保姆现在挣得可多了，每个月七八千，”在厨房里待得太久，油烟味已经渗入她斑驳的白发里，“要是我再年轻20岁，也想在这干两年保姆，然后在老家买个二手房。我跟老伴两个人住20平方米的就够了。”
老人沉浸在回忆与想象中，浑然不觉厨房里多了一股糊味儿。螃蟹煮干了。她立刻变得懊恼，抓过冰箱上的计时器使劲儿按，“这玩意儿咋不好使了呢？”
苗瑞凤发现，这些老人不仅准确地认识到了他们在权威、地位等方面的损失，而且也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根本不再是家庭收入中的一个有机部分了。为了维护父母的权威，克服被抛弃和无用的感觉，老年父母会坚持分担日常事务，为子女节俭持家。
“这里隐含着一种人生观，即所有的社会成员要将他们的体力和心智毫无保留地贡献给所在的社会、通过参加力所能及的活动，老年人才不会产生被抛弃和无用的感觉，不管其地位是多么卑微。但是老人的付出却达不到子女的标准。”苗瑞凤在一篇论文中写道。
“现在她能用上我了，我可高兴，没什么好抱怨的”
金秀琴的房间里有一个柜子，专门用来放她的药。扁平的白色药盒摞了好几堆。
她长年患有糖尿病，每天需要吃三次药，每次吃三种。她在老家参加的“新农合”医保无法报销在北京看病的费用，每次去开药都要一下子买上好几个月的，用大号的尼龙袋装回北京。
这几年，外孙已经从一个婴儿长到她下巴那么高，她的身体却越来越衰老。在老家“天可蓝可蓝”，可是在北京她开始患上鼻炎。视力也越来越模糊，有天她上街买菜时，在一个小摊上花15块钱买了一副老花镜。“孩子们都不知道。”
金秀琴不敢生病，企图用各种方法逆转衰老。她听说曾经有位老人从西安到上海帮忙照料两个儿子的孩子，却在两个家庭的奔波途中突发脑溢血去世。前几年，她带外孙去上游泳课时，自己在一旁也跟着学会了。之后几乎每周她都要去三四次游泳馆，穿着女儿给她买的豹纹泳衣，一头扎进泳池。
陈显兰的儿女们告诉她，“您身体健康就是帮大忙了”。她不想给孩子们添麻烦。有数据显示，在老年群体患抑郁症的人群中，尤以流动老人居多。
2016年3月16日，在陈显兰夫妇去过的人民大会堂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政府下决心要推进全国医保联网，争取用两年时间，使老年人跨省异地住院费用能够直接结算，“使合情合理的异地结算问题不再成为群众的痛点”。
截至今年7月21日，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接入国家异地就医结算系统。
9月3日，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消息称，北京市所有有床位的676家定点医疗机构目前已全部接入国家异地就医结算平台。
然而对这些老人而言，他们很少有权威渠道获取这些信息，只能互相打听：“总理说的那事现在怎么样了？”
面对死亡，这些漂泊在外的老人有无数设想。有的老人在北京突发疾病，让儿女赶紧把自己送回老家，因为“不想死在北京”。有的老人已经为自己选好了墓地，希望葬在老家一处高高的山坡上，因为“喜欢热闹”。
但总有一个理由让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留在北京。陈显兰的卧室跟女儿的卧室形成了一个夹角，她从屋里能看到女儿房间。有时老人在凌晨醒来，看到另一扇窗户里还亮着灯。“闺女从小就好看书，”她骄傲又心疼，“冬天天不亮就走了，黑了也回不来”。
程丽云的儿子在一家软件公司上班，她偶尔过去，“就看见一排排小脑袋”。有的老人无意中看见自己拿到博士学位的孩子为了省钱买学区房，在喷泉旁边洗车，一下子泪流满面。
“身为父母，为了孩子我们做什么都是应该的。”陈显兰说。她种了一辈子地，没有退休金，女儿把平日给她的生活费都放到一个小抽屉里，看着快没了就放一些进去。家里困难，女儿结婚时他们没出一分钱的嫁妆，小两口买100多万的房子贷了90多万的款，他们也“一点忙也没帮上”，心里一直觉得愧疚。
“现在她能用上我了，我可高兴，没什么好抱怨的。”她说。
儿女不想让老人离开，有的老人提出要回老家，儿女把老人的证件和钥匙全部藏了起来。
也有老人已经不适应老家的生活了。一位在北京居住了20年的老人说：“老家的房子太大，太空旷了。”在大城市住久了，他们会觉得家乡的街道突然变得脏乱拥挤，甚至陌生，连人情往来都成了负担。某种意义上，他们无论身在何处，都是异乡人。
华东理工大学的李静雅在她的硕士毕业论文中指出，在迁居地照顾晚辈的忙碌生活让这些老人有了一种充实感，对子女家庭的依赖程度较高。阶段性居住的老人在遭遇心理和精神困扰之后，由于无法自我调适和宽慰，会选择回到老家，但由于想念子女、子女需要等因素，又会重新踏上迁移之路。
黄昏如期而至，陈显兰和老伴在电动车上，两个衰老的躯体把一个熟睡的新生命夹在中间，缓慢地朝夕阳驶去。
他们心里清楚，自己陪伴外孙女的时间不会太久了。两个儿子的下一代也需要照看，他们即将“漂”到另一座城市。
几天前的早上5点37分，金秀琴的女儿生下了第二个孩子。经过了一夜的疼痛，这位产妇在疲惫中沉沉睡去。
她不知道的是，自己的母亲正蜷缩在病房门口的长椅上，整夜没有合眼。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玄增星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金秀琴、陈显兰、田慧芬、程丽云为化名)
[责任编辑：张晓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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