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迎战高考 家长陪读：唯一能喘口气的时间就是晚上

　　去年8月，张英作出了她人生中一个重要的选择——放弃稳定的工作，陪儿子读高三。

　　同一时期，杨金梅夫妇一狠心关掉了在北京开了十几年的门窗店，跨越了大半个中国，陪高中的儿子回到江西老家。

　　王芳菲放弃了“30万年薪”副总的工作，操起十多年没摸过的锅碗瓢盆，陪独生女儿度过高三这一年。

　　而早在8年前，席雯就辞去小学教师一职，带着3个孩子，从广东一路北上。陪读的她送一个孩子上了大学，眼下还剩下两个孩子。

　　来自四面八方的她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目的地——有约万名学生的临川一中。这个地处江西中部的中学，每年近4000名的高考生中，有二三十名学子考入清华北大，最多时占全省清华北大名额的三分之一，被称为“神话中学”。

　　学校所处的上顿渡镇也因此被激活。这座小镇因为工业稀少而天空湛蓝，目前在镇上发展最快的产业是房地产。在临川一中三个大门外，分布着一圈冠以“锦绣前程”“一品世家”“名人公寓”“学府世家”之名的小区，防盗窗上悬挂着“包吃包住”的条幅。每年开学那几天，上百名房东在学校门口举着牌子，就如在火车站接人一样，寻觅租户。

　　围着“巨无霸”学校辐射开的，是牛奶店、果蔬摊、杂货店、书店、快递店、理发店、通信服务网点……所有的店铺与学校的作息保持着同呼吸般的运作。

　　在全校万名学生的身后，是数千个陪读家庭。她们被称为现代版“孟母三迁”。这些“陪读家长”有着共同的口号——“一切为了孩子”。

　　“孩子是上战场的士兵，我就是后面炊事班的班长”

　　4月22日清晨6点，天空已经明亮，3个孩子的房间静悄悄，张英的手机闹钟已经响了。她常常比闹钟醒得还要早，这是来陪读的第一天“落下的毛病”，生怕错过了孩子起床的时间。

　　9个月前，她辞了工作，从相距200多公里的县城赶来，专门照顾升入高三的儿子小林和另外两个同乡孩子的饮食起居。

　　盛满三大碗粥，剥好水煮鸡蛋，睡眼惺忪的3个孩子才打开房门，一个接一个地去洗漱，吃早饭，离开家门。

　　张英家租住在临川一中新校区北门附近，离学校只有一墙之隔，从四楼的阳台上望出去，可以看见学校的食堂、体育馆和宿舍楼，也可以看见学生从蛛丝密布的巷子、楼门走出来，像无数小溪流汇入大海一样，汇入这所学校。

　　这是4月一个平常的早晨，但对张英而言，距高考又近了一天。尽管家里没贴出高考倒计时，她总能准确地回答出距离高考的天数。在她看来，高考是一场“战斗”，“孩子是上战场的士兵，我就是后面炊事班的班长”。

　　他们无需为洗衣服、做饭、洗碗这些琐事操心，也没细想要去哪座城市、读哪所学校哪个专业，眼下他们只有一件事情要做：学习。

　　在临川一中，学习这件事，被严丝合缝地安排进了学生的每一分每一秒。

　　学校的作息时间表就像一把小尺，让张英每一步行动都要卡在合适的时间，精确无误，才能保证孩子不落后一分一秒，即使周末也不能停转。

　　此前从事文书工作的她，为此专门写了一张“注意事项”的纸条，贴在厨房门口。在她偶尔需要回原单位办事时，需要用这张单子提醒来代班的妹妹。

　　在这张列着时间的小纸上，每一步都必须与学校的时间表保持在10分钟之内的差距。这意味着，中午12点放学后，12点10分必须做好“三菜一汤”放在饭桌上；下午5点15分放学后，必须在5点20分保证饭菜上桌。

　　因为到了饭点，除了少数学生在食堂吃饭外，几千名学生会从教学楼涌出，向东南北三个门走去。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行走缓慢，3个孩子要花近10分钟才能回到一墙之隔的家。

　　看着潮水般的人流，住在北门外第一排楼房的张英才觉得，自己租这个房子是“很英明很实惠的”，虽然她有时会抱怨自己住的这片区域是农民的拆迁房，没有形成小区化管理，20栋“握手”楼还经常停水。

　　与这片简陋的居民区相对的，是学校南门外的新式小区，有小区大门、围栏，样式规整的高楼间有绿色草坪。尽管“好坏”很大程度上是由房子与学校的相对位置来决定的。比如校门正对面的小区，就是“最好的”，其次是斜对面的。离学校越近，房租价格越高，最贵的一年租金两万多元，在这座人均GDP约3万元的小城里，房东“完全就是躺着赚钱”。

　　除了出租房屋、代管学生，在临川还有一种赚钱的方式——开出租车。

　　“抚州没什么流动人口，就是靠这几个学校。” 出租车司机老张说。一到放学开学期间，火车站汽车站到处都是人，“出租车拉都拉不完，一下就能走几十辆，一天顶3天。”

　　这座小城的人口密集程度也呈同心圆向外扩散，越靠近学校，人口越密集，离得越远，越荒凉。在一些小区的售楼处，都用红色的大字打出“学府”“名校”的名号。

　　高二学生家长郑楠告诉记者，她早在三年前就考虑在临川买房，当时儿子还在家乡读小学，家乡宜黄与临川同属于抚州市。

　　她打算，等儿子读完后，还可以把房子租给其他陪读家长。但丈夫没有同意，这个计划搁浅了。两年后，儿子顺利入学临川一中，“本来一套房子30多万元，两年的时间就多了10万元”。

　　“我们那个县，乡下的人来县城陪读，为了孩子把田都荒废了，到县里面来买房子。县里面的人就到市里买房，市里的人就到省城，每个地方都一样。”郑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