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孩子的9年：地震后导演记录一对羌族兄弟的成长

　　九年前的今天，下午2时28分，四川汶川发生8.0级大地震，阿坝州汶川县雁门乡境内的萝卜寨距离震中仅5公里，遭到严重损坏，全貌基本被毁，也因此成为媒体聚焦的中心。

　　寨中的羌族兄弟王光强、王光成就这样进入了央视《见证》栏目导演李太山的镜头。九年中，镜头记录下他们在救灾帐篷里的茫然，跟随他们辗转来到广东异地求学，又陪伴他们考上大学走出大山……在汶川地震九周年纪念日之际，根据这份资料制作而成的三集纪录片《汶川的孩子》今日将在央视十二频道播出。

　　“这不是一部残酷的青春片，也不是冲突激烈跌宕的故事片。”李太山说，“这是一部中国版的《少年时代》，记录的是中国的变化，讲述的是中国山村孩子的成长烦恼。”

　　“有少年人面对剧变的茫然”

　　李太山做这件事，坚持了九年。最初，汶川地震后，他所在的央视《见证》栏目派出十余个摄制组到灾区拍摄系列纪录片《生者》，他是其中的一员。总导演陈晓卿和梁碧波决定从全国媒体都在聚焦的救援场景之中跳脱出来，去记录灾后人们的日常生活细节。这十几个摄制组被戏称为“国家DV队”，他们到达灾区，寻找到适合拍摄的故事，每个摄制组都经历了很多辛苦，余震，飞石，缺水少食，交通艰难。

　　当时在七树坪采访的姚友霞记得，震后当地没有一块能搭帐篷的平地，村民指着猪圈前的一块地说“就住那吧”。余震不断，两边的山一直在往下垮，地上的人跟着震波一起一伏。晚上，姚友霞听见隔壁的小伙子一直在讨论“我们跑还是不跑”。吃饭的时候，她多次被人拎着脖子拖出地震棚，晚一分钟可能就被埋在下面。等一会震停了，大家又跑进去继续吃饭。

　　这还都是余震。当地有位老人，老伴在地震中被埋，当时救援队挖空了山也没找到人，直到一年后修路才找到尸体。王光强一家所在的村子也是如此，后来统计40多人被埋，许多人至今也没找到。这些故事后来都被收入18集纪录片《生者》，内容各有侧重。按李太山的说法就是：“有离乡背土的难舍，有失独家庭的重生，有中年人遭遇不幸后的难堪，也有少年人面对剧变的茫然。”

　　“我想拍下在苦难中他们的笑脸、他们的成长”

　　《生者》播出半年后的第一个春节，《见证》又组织团队集体出发，制作了纪录片《生者一年间》，继续关注那些劫后余生者的生活。这其中也包括汶川孩子的复学，其中有一些孩子因为无法在当地复学，在各方面资助下进行“异地复学”。每个县对应一个省，茂县对应的是吉林省，汶川县对应的是广东省。从那时起，李太山的镜头一直没离开过王光强、王光成这对兄弟。

　　王光强、王光成当年都是十岁左右，一场地震，房倒屋塌，一家四口安然无恙，所以他们算得上是“幸运者”。为什么选择他们？李太山至今也没想出什么深刻的意义，“可能是因为两个孩子长得可爱，孩子们眼中的灾难与我们大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天然容易淡化悲剧色彩：全村的房子垮了，哇，从来没有过哦；住帐篷，比住房子好玩多了。我想拍下在苦难中他们的笑脸、他们的成长。”

　　如果真有不同，则来自于他们的母亲张明秀。被李太山称为“二姐”的张明秀上学期间成绩非常好，但小学还未毕业就被迫辍学，原因很残酷，“因为家里11口人，连饭都吃不饱，父亲说，‘你如果考不上大学，这钱就算白扔了’……”等到自己有了孩子，张明秀不想让孩子重复她当年的悲剧。她的教育方式也与众不同，别人家的孩子都是先学羌语，上学再学普通话，王光强兄弟却是一出生就先学普通话，羌语是后来和小伙伴们玩时才慢慢学会的，普通话说得好，两兄弟从小就不怵和外人交流。张明秀还时时不忘拿自己激励他们读书，“读不好，你们就和我一样要一辈子留在山里……”

　　成长的烦恼有时让“舅舅”也束手无策

　　九年中，汶川重建工作渐渐完成，李太山所在的《见证》栏目从央视一套综合频道转到十二套社会与法频道，人员更替，“国家DV队”却基本未再着力去做回访，集体作战只能改为李太山“一个人的战斗”。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单人单机前往汶川，看看王光强一家怎么样了。最短的一次10天，最长的一次去了40天。其中，“拍摄的时间少，陪伴的时间多，”三个人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爬山露营，每次爬山，空手的李太山都要摔无数个跟头，被兄弟俩嘲笑。但山顶那些有关少年趣事、人生经验的闲聊，却成了兄弟俩最美好的回忆。

　　李太山也是其中的受益者，他说：“这样的拍摄当然不是力气活，我本来就是山里孩子，小时候有哥哥姐姐的陪伴，淘气的时候，一样要被父母‘混合双打’，每一次去到汶川，都让我跟着他们再次经历少年时代。”久而久之，拍摄者和被拍摄者成了亲人，王光强兄弟称李太山为“舅舅”。因为在保留了一些母系社会习惯的羌族，“舅舅”这个称谓比“叔叔”要亲许多。

　　分离的时间，双方就靠书信交流。成长的烦恼有时让“舅舅”也束手无策，“他们写信问我读书有什么用时，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们看到身边的同学玩伴纷纷辍学时，我也不知道怎样去劝慰。他们能得到的教育资源仍然很贫乏，城乡之间巨大的落差也不可能因为地震后的重建而弥合……”现实生活依然艰难，舅舅只能陪伴山里的兄弟经历沟沟坎坎。

　　如今，两个孩子双双考入了大学。哥哥王光强在四川电影电视学院播音主持系读大三，弟弟王光成在四川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美声系读大一。而他们的小伙伴90%在打工，有人当服务员，有人开挖掘机，还有的就在寨子里面闲逛。

　　不是残酷青春片

　　而是中国版的《少年时代》

　　当然，这样断续的拍摄方式也错过了许多“戏剧性”的场景，比如，灾后王光强一家的临时过渡房着了火，片甲不存；王光强没考上理想的高中；王光成在高考前摔断了门牙……所以最终的《汶川的孩子》不是残酷的青春片，也不是冲突激烈跌宕的故事片。李太山把《汶川的孩子》定义为中国版的《少年时代》，“记录的是中国的变化，讲述的是中国山村孩子的成长烦恼。”在他的预想中，这部纪录片原本应该这样结尾：王光强站在婚礼或者舞台中央做主持，光成受邀歌唱表演。

　　但现实中，光强的生活走向已经有所不同。高中毕业的暑假，他跟随母亲到萝卜寨附近的水墨风景区摆摊卖山货，一个月下来赚回了自己的学费——1.9万元。受到启发，大学期间他与人合伙开办了贸易公司，在微店上卖菌类、牦牛肉干等家乡土产，生意不错，目前小有盈余，不但挣出了自己的学费，还时不时能给弟弟一些生活费。对于自己的未来，他计划，“毕业后，我会继续经营微店，未来在成都发展。”

　　对于这样的“意外”，李太山很平静，“我只想看看他们会成为怎样的人，这是他们生命自然流淌的方向。”

　　文/本报记者 祖薇

　　王光强自述

　　“我不知道未来将往何处 但我知道我从那里来”

　　现在，大家觉得我还是非常乐观的，其实在地震之前，我是比较内向、羞涩的一个小男孩。地震对于我们一家而言，改变实在是太多太多。如果有人问我的弟弟王光成，“这个世界上你最怕的是什么？”他一定会说“怕鬼”。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地震的时候，我们身边很多人遇难了，当时我和弟弟在县城里读书，地震当天就有很多孩子被家长接回去了，我俩在学校里等了一天、两天、三天，等到第五天的时候，我和弟弟快崩溃了——没人来接，是不是爸爸妈妈都不在了？所以，当妈妈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和弟弟觉得有妈妈真的很好。在回家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很多恐怖的场面，很多棺材，山上有人在烧尸体，大家都说寨子里有很多灵异事件之类的，所以，到现在弟弟都怕鬼。

　　开心的事情也有，比如舅舅(李太山)第一次来寨子，我觉得很神奇，从那天起我就告诉自己，长大以后我也要扛摄像机，现在我考到了四川电影电视学院，算是得偿所愿。还有一次非常好玩儿，我和弟弟几个月没有换过鞋子了，有一次偷跑进舅舅的小帐篷，舅舅进去的时候，被那股脚臭味熏得呦！

　　地震之后，开始我们还挺高兴的，因为不用做作业了，过了一个月、两个月，就感觉枯燥了。所以，当我听说能去广东异地复课时非常激动。离别的时候，妈妈哭了，我第一次看到妈妈哭得那么伤心。去广东的过程中也不顺利，因为我晕车。我记得上火车的时候，我明明坐在8号车厢，可第二天醒来却跑到了10号车厢，到现在老师都还拿这件事情开玩笑。

　　到了广州之后，第一感觉就是：“山去哪了，怎么全是高楼？”当听说我们读的是碧桂园的贵族学校的时候，我彻底惊呆了，简直不敢相信。在复课期间，我们去了科技馆，去了海边，去了游乐园，如果不是因为地震我可能一辈子也不会有机会去这些地方。

　　所以，回到汶川后，我告诉自己一定要走出去，多到外面的城市去看一看。现在我也考上大学了，跟我同龄的人有30多个，可出来读书的屈指可数，大多数人都在村里结婚了，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感谢我的舅舅，九年之中，他像我的父亲一样，不管是在专业，在人生观、价值观方面，都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汶川的孩子》是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笔财富，我老了之后看这个片子绝对会哭，地震我都扛过来了，不管以后遇到什么困难一定要扛下去。在题记里舅舅写了一句词，“我不知道未来将往何处去，但我知道我从那里来”，我一直都铭记着。文/本报记者 祖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