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少将萧锋64年坚持写日记 爱妻是他的识字老师

　　提起写日记,现在的年轻人一定会不假思索地说:这有啥?不就是把当天的事记录下来吗?但是,大家别忘了,我父亲是个没上过一天学、大字不识几个的文盲呀,那么我父亲是如何识字写日记的呢?

　　苦难的童年

　　我父亲萧锋1927年9月参加革命,那年他仅有十一二岁。在那个黑暗的年代,贫穷的家境不可能给他一个可以上学的机会,甚至连生存的基本权利都没有。他六岁时做雇农的父亲撒手人寰,只好拉着瞎眼的母亲到地主家讨饭。随后,又给地主家当了放牛娃。他饥寒交迫地挨到了九岁,他的长生哥把他送到十里外的陈家铺子学习裁缝。那时学徒的规矩,实际上就是先给师傅家做下人,且打死不偿命。记得他刚去一个月,不小心搞断了一根针,陈师傅看到了,顺手拿起身边的铁尺子愤怒地向他头上连续打了三下,打得他头破血流。母亲用“厥圜草”敷在头上,迫于生计又把他送去继续当学徒……

　　为了最基本的生存,为了不被人欺压、凌辱和剥削,他光着脚丫子,攥着两个小拳头,衣衫褴褛地加入到了“推翻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社会”“穷人翻身当家做主人”的革命洪流中,与成年人一道,高举着代表“信仰”的镰刀锤头的旗子,浴血奋战在父亲日记记载的1365次生死搏杀的战斗中……

　　邂逅萧曼玉

　　萧曼玉是吉安白鹭中学的一名中学生。上世纪二十年代,那里有了共产党的组织,萧曼玉受到党的启蒙教育,思想进步;我父亲学成出徒,成为一个一天可以做一身衣服的小裁缝。由于他聪明伶俐,陈师傅把他留在裁缝铺。这个裁缝铺就设在白鹭中学旁边。1927年夏天,我父亲和曼玉在由赣东向赣西的渡船上巧遇,而后相识,相知,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9月份的一天,曼玉到裁缝铺把萧锋偷偷地叫出来,问他:“忠渭哥(萧锋原名),你怕不怕死?”萧锋答:“不怕死!”曼玉满意地笑了。1927年秋天,在中共赣西南特委和泰和县委书记康纯的领导下,萧锋和曼玉一起参加了万安“农民暴动”,萧锋打着红旗走在最前面,曼玉刷标语。第二年的一月份,他们动员了42个萧氏弟兄参加了“泰和紫瑶山游击队”,我父亲是一小队队长。曼玉是游击队文书和士兵委员会主任。

　　他们参加了四打泰和,九打吉安,从二月到八月,四次挑粮上井冈,为朱毛红军贡献4.8万担稻谷,其中还配合粟裕的红28团二营打了“新老七溪岭”歼灭战、新城战斗,将敌伪县长张开阳活捉,曼玉立头功。上级要萧锋写战报,这可难坏了他,曼玉替他完成了任务。随后,曼玉娓娓地对他说,光会打仗冲锋不行,没有文化就不能更好地提高自己的作战水平、做好宣传工作。我父亲非常好学习,但是在纷繁的战斗中,如何学习?萧曼玉关切地说,别着急,我来当你的识字老师,并建议他用记日记的方法学习文化,提高思想理论水平。就这样,他用五颜六色的包装纸,用缴获的钢笔、铅笔开始“写”日记,有时大地当纸,竹棍当笔。大家可以想象,第一篇日记肯定是“鬼画符”,可惜没有保存下来。

　　1929年10月,担任泰和县游击营营长的萧锋在马家洲战斗中头部负伤,昏迷15天。当他醒过来时,看到曼玉含着热泪为自己补写日记,很是感动。曼玉建议乘着养伤的三个月时间,每天坚持认30个字。曼玉严格要求萧锋,要是识不得30个字,不许吃饭!我父亲记得,曼玉给他读的第一本书是《共产党宣言》,学的第一本书是《新三字经》:“共产党,救穷人;打土豪,分田地;不交税,不还租;打当铺,分浮财;有饭吃,有衣穿;讨老婆,不要钱……”父亲不仅将萧曼玉的话认真地听在耳朵里,并牢记在心里,真的将写日记作为提高自己文化水平的方式。他记得,1933年2月,他们在瑞金列宁团校学习时,曼玉到街上为萧锋买了一本四角号码字典,就是在她的帮助下,他很快认识了近三千个字。后来,组织又让他到瑞金第一期马列主义大学(即第一期党校)深造近一年。在党校里除了一个专职教员成仿吾外,其他全是后来的共和国的领袖人物,如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张闻天等,使我父亲世界观有了飞跃进步,在成仿吾手把手地帮助下,记日记的水平又有了长足的提高。记日记渐渐地成为他的好习惯。

　　他的日记记录了第一、第二、第三、第五次反围剿(第四次反围剿期间萧锋在党校学习),记录了红1军团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记录了晋察冀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记录了华东中原战场的三年半解放战争,记录了“魂系坦克三十载的和平年代”,一写就是64年呀,一直写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1991年2月1日早上,他的脚浮肿得连袜子都穿不上了。我和母亲陪他到北京军区总医院验了血,在高干病房工作的曹主治医师(我爱人)给他办理住院手续,可是他坚决不住院,他说:“我高血压、脑血栓,心脏大70%,心房纤颤,专家说了,我这病在医院和家里都一样,心脏骤停或心脏破裂,在哪儿都救不过来,还是给国家省省医疗费吧!”中午,我用自己一个月的工资100多元为他要了一桌丰盛的饭菜,就赶回去上班了。从医院回父母家有两条路,往常看病回家,父亲都是走北路,车少,比较好走;而那天,冥冥之中,父亲硬要司机走南路,就是从长安街上走。经过天安门时,他对司机小王说,你开慢点,再慢一点……他让我母亲把挡风玻璃摇下来,顶着刺骨的寒风对毛主席像行注目礼,深情地望着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好像在向他汇报:毛主席啊毛主席,我基本完成了你交给的工作,日记和回忆材料也基本整理完毕,很快就要到您那儿报到了!

　　父亲坐车回到大院,马路离家门口还有近30米,这30米的路程好像又走了一个小长征,他一步一喘粗气,坐在邻居家的水泥墩上歇了三次脚才进家门。随后,他拿出半个月的工资300元,催着司机小王到邮局,给井冈山脚下的南溪村的五保户寄去。第二天夜深了,他又打开日记本写下最后的一百多个字日记。四小时后,他的心脏骤停,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他太累,太累了……2月3日清晨,我最敬爱的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儿心揣父情

　　1982年2月1日,我父亲将1928年到1942年的部分日记无偿地捐献给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当时,有媒体记者问父亲:“萧锋将军,是什么力量使您能持之以恒记日记几十年?”父亲坚定地回答:“是信念!信念支配着行动。有了坚定的革命信念,就不会把记日记看成是平常的事”。

　　作为与他长期相处的家人,现在我反思他,一生刚强的父亲,内心深处还有温柔的一面。所以我认为,支持父亲坚持一生记日记的动力有两个:

　　一是火热的斗争生活,以及那些同生死共战斗的烈士们的英雄事迹。他身边的许多好战友,好战士,刚才还有说有笑,转眼之间就牺牲了。父亲多次回忆说:“记得过草地时,侦察连的崔明义班长是江西老表。行军中他一会儿帮这人拿行李、一会儿帮那人背枪;自己带的青稞炒面,那是过草地的命根子啊,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拿出来和战友们分享。有一天,由于天黑看不见,他滑进了泥沼,我们收容队的十几个人赶忙趴下把枪递过去救他,崔班长用尽最后的力气大呼:傻瓜!别过来,一个还不够吗,还要再搭上一个!我们就眼看着他被泥沼吞噬……多好的战士啊”!过草地时,他们收容了240名伤病员,其中有120名永远地倒在了草地……父亲的眼泪要哭干了,笔停不下来!

　　另一个就是曼玉妈妈,曼玉是他革命的引路人,是使他摆脱文盲帽子的老师,1932年3月,他们到信(丰)、(南)康、南(雄)发动群众,十个月残酷的战争环境催熟了他们的爱情,经组织批准,他们结婚了。那年9月,他们在信丰古陂圩后垄山的皎洁月光下,五人席地而坐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一壶米酒两斤花生米权当酒席,由少共信康南中心县委组织部长主婚。萧曼玉和萧锋拜了月婆婆,喝了交杯酒,曼玉即兴赋诗一首:“野外婚礼古来稀,月下拜堂堪称奇,不是曼玉创新俗,实是蒋家王朝逼!”萧锋憋红了脸,吟出一首打油诗应和:“一壶米酒醉心田,我与老师结良缘,婚后更比婚前爱,携手共筑新江山!”

　　不幸的是,1934年8月,时任公略县(今吉安县)少共书记的曼玉妈妈,连同怀抱里吃奶的孩子(萧瑞金),遭到敌机轰炸,牺牲在县委机关转移的路上,当时牺牲的有近百人,即“水南惨案”。父亲爱她,感念她,当他打开日记时,曼玉那美丽动人的倩影就浮现在他的面前,好像在对他说,忠渭哥,你记日记了吗?只要活着,就要写啊,写日记,就是在写历史,什么都是一股烟,只有文字能留下……对父亲而言,虽然没有能够实现与曼玉妈妈“携手共筑新江山”的心愿,但承载了他们美好爱情的日记和字典,是他思念、缅怀爱妻的寄托,日记就这样跟他生死与共、形影不离、风风雨雨地相伴一生……

　　萧南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