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农民“因婚致贫”：拿几十年积蓄甚至举债结婚

　　每年腊月，是不少农村地区结婚的“高峰期”。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农村婚嫁成本大幅上升，许多农村家庭拿出几十年积蓄甚至举债结婚，还有一些贫困户“不能丢面子，借钱随份子”，导致“因婚致贫”“随礼返贫”等现象在农村屡见不鲜。

　　结婚几乎没有“不拉饥荒”的

　　记者近日在鲁北农村采访时，正好碰上在给儿子办婚礼的老王，“所有费用算下来，儿子结婚花了二三十万元。家里拿不出这么多钱，只好找亲戚朋友借了十来万元。”

　　老王说，订婚时“万里挑一”，花费1001元；结婚彩礼“三家一起发”，花费31800元；还买了一部十五六万元的轿车，以及婚宴、金首饰、家电等花销七八万元。“儿媳妇还没有要城里的楼房，要不再有30万元也打不住。”

　　陶元丰今年76岁，曾担任村干部40余年。他告诉记者，除了特别有钱的户，农村结婚几乎没有“不拉饥荒（不负债）”的，有些“饥荒”七八年也还不完，因婚致贫、因婚返贫现象在不少农村并不是极端个案而是较为普遍。

　　山东一个地级市文明办调研发现，农村一场婚事办下来，买房买车送彩礼摆宴席，得花20万左右。按照当地去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计算，相当于一个四口之家四五年的收入，很多家庭因此背上沉重债务，甚至因婚致贫。

　　此外，还有一些农民给亲戚朋友结婚随礼也不堪重负。“我一年纯收入15000元左右，每年光红白事 份子钱 就要花去1万余元，大部分是结婚随礼。”陶元丰说。

　　其中，一些贫困户也不得不“随行就市”，甚至借钱随礼，使原本窘迫的家庭经济状况雪上加霜。鲁南部分农村贫困户告诉记者，虽然贫穷，但“脸面还是要的”，亲戚朋友结婚不能不去，至多是“别人拿一千，我拿一百”。即便这样，本就不多的收入一大半都交了“份子钱”，手头不宽裕了还要借钱随礼。

　　被陈规陋习裹挟的“甜蜜负担”

　　近年来，随着农民的“钱袋子”越来越鼓，结婚相互攀比、铺张浪费之风在一些农村地区也愈演愈烈。

　　以彩礼为例，从早些年“见见面，六十六”“拉拉手，九十九”，逐渐上涨至“千里挑一（1001元）”“三家一起发（31800元）”，进而上涨至“万紫千红一片绿”（一万张5元钞票、一千张100元钞票和若干张50元钞票）、“一动不动”（一辆汽车、一套楼房）、“三斤三两”（三斤三两重的100元钞票）等。

　　社会学专家、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周孝正认为，农村婚嫁成本过高，背后是农村男多女少的人口现实，“嫁娶资源”失衡，必然带来对“稀少资源”身价的抬升。同时，也反映出部分农村贫困的现实，越是贫困地方的农民，越想通过索要“天价彩礼”一夜暴富。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王忠武说，农村高价结婚彩礼以及婚丧大操大办，不仅是社会风气问题，而且是影响农村社会总体稳定、阻碍农民彻底脱贫致富的重大问题。大量存在的农村离婚纠纷、民间借贷纠纷，始作俑者多为高价彩礼、大操大办。另外，被婚礼严重透支的家庭经济让父母重新返贫，导致其在年迈体衰的境况下病无可医、老无所养。

　　山东省临沂市一项调查显示，对于婚礼大操大办，其实多数群众表示自己并不情愿，这样做主要是怕被别人笑话、没面子，实属被不良习俗裹挟不得已而为之。其中，有79.7%的村民认为开展红事移风易俗工作非常必要；81.5%的村民表示，如果政府抓红事移风易俗工作愿意从自家开始；10.5%的村民认为党委政府抓这项工作不力。

　　如何遏制“因婚致贫”“随礼返贫”

　　不少专家认为，要想遏制部分农民“因婚致贫”“随礼返贫”，还需要引导农民移风易俗，潜移默化地转变思想意识，通过倡导新事新办、健康婚礼、文明婚礼、节约婚礼、时尚婚礼，逐渐使新的婚姻风尚成为农村婚俗的主流。

　　2016年，中央文明办把山东列为全国农村移风易俗工作的两个试点省份之一，整治红事铺张浪费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随后，山东广大农村地区纷纷成立了“红白理事会”，由农村德高望重的老人担任会长和副会长，以村规民约的形式整治红白事互相攀比、铺张浪费的“不正之风”。

　　德州学院历史与社会管理学院教授梁国楹等专家认为，广大农村地区需要倡导“婚事新办”，“新”指的是现代文明、庄重节俭的新型婚礼，量力而行、合理适度的消费理念等。同时，相关各方要“把好四关”，即村委会把好“开登记介绍信关”、民政部门把好“结婚登记关”、婚庆公司把好“婚庆服务合同关”、红白理事会把好“婚礼举办关”。

　　王忠武说，针对彩礼数额标准等问题，不应简单“一刀切”，还需广泛征求民意，多用“倡导”“反对”，少用“禁止”“处罚”，让移风易俗过程成为凝聚共识的过程。在具体婚嫁过程中，基层政府可“提倡简约定亲，反对天价彩礼”“提倡自己家业自己创，反对超出家庭承受能力”“提倡新式婚礼，反对讲排场比阔气”“提倡礼轻情重，反对高额礼金”，逐步形成“婚事新办”的良好风气。

　　"拒资助"贫困户:推让因面子 没说"吃救济饿断气"

　　对于曾“拒绝”的那次救济，刘顺喜称发生在去年10月，一个文化局的干部送来一袋米、一袋面，还有200块钱，自己推让后最终收下了。

　　“我当时有些不好意思，又不认识人家。人家是白白给咱东西，面子上总得推让一下。”不过，媒体早前报道中所说的“吃救济，饿断气”，刘顺喜坦言并未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