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鱼樵村：兜住武汉大部分洪水 村民记不清被淹次数

　　8月7日，渔樵村村民划着小船回家。 本报记者 周有强摄

　　闫斗菊看着被洪水洗过的家。 本报记者 周有强摄

　　武汉辖区内，大大小小的湖泊河流星罗棋布。从渔樵村到主城区的直线距离只有57公里。

　　闫斗菊站在刚刚才从大水中露出全身的房子里凄然一笑：“收拾一下，还是能住人的。”

　　洪水来前，村民撤离时，民警姚卫群却留了下来。经历过四次抗洪，他对20年前“人在堤在，誓与大堤共存亡”的口号记忆犹新。

　　重建时，刘焕明总要四处借钱，村里一位老爹都尽力帮他。新收了棉花给老爹先打一床棉被，水稻成熟先给老爹尝尝，对他而言，这就叫恩情。

　　家在分洪区是什么感受？无奈中生长顽强，失望里萌芽希望，人们在学习如何与自然和解。

　　1次、2次、3次、4次……

　　自从1983年12月嫁到鱼樵村，闫斗菊记不清自家的房屋“被淹了多少回了”。

　　鱼樵村是武汉市蔡甸区消泗乡的14个行政村之一。消泗乡距离武汉主城区79公里，由于地势低洼，历来被称为“水袋子”，遇大雨“十有九淹”。过去半个世纪里，这里兜住了武汉大部分洪水。有时候水淹到脚踝，有时候齐腰深，还有些时候，整个村庄都浸泡在水中……

　　从23岁花信年华到55岁知命之年，32年间，洪水一次又一次席卷了闫斗菊的家。她连同她所在的村庄，又一次一次从洪水中站了起来。在这片云梦泽之地，人们与水为伴，与水相斗。

　　“结婚前，没想那么多；等考虑周到，晚了。”她手里拿着一把雨伞，从船上跳进泡在水里20多天、刚刚才从大水中露出全身的房子里，回过头，凄然地看着。

　　打了水漂

　　8月7日，立秋。

　　大半个鱼樵村还浸泡在汪泽之中，又迎来一场雨。

　　闫斗菊和一袋蛇皮袋行李、两箱方便面，挤在一只不到1米宽的小船上。岸边的人轻轻一推，船夫用杆一撑，摇摇晃晃地，朝着水泽深处的家出发了。

　　船只漂在浮萍绿草间，目之所及，随处可见大水冲过的痕迹：漂浮的房梁、垮塌的民屋、挂满垃圾袋的枝丫、斜靠在墙边的木门和只露出红色瓦顶的厕所。

　　7月5日，由于暴雨连绵，消泗乡多处湖苑民堤出现险情。蔡甸区决定：紧急转移消泗乡12个村共计1.6万名群众。闫斗菊便是这1.6万人之一。

　　转移到安置点后，这是闫斗菊第一次回到家中。“趁着水位降下去，想把屋里收拾一下，总是要回来的。”

　　是啊，总是要回来的。可是下了船，进了门，这栋已显露破败印记的一层半砖房内的景象，还是让她吃了一惊。

　　厨房的地板上堆满了泥土、树枝和木块；灶台上积了一层厚厚的泥沙和黑屑；绿色的不明粘液凝固在一口大锅里，被洪水“煮成”了浆糊。踩在肮脏松软的沉积物上，穿过厨房，在走到客厅的过道间，被水掀翻的木桌、横倒竖歪的房梁、已经断裂位移的土坯墙以及各种乱七八糟的杂物，杂乱地搅在了一起。

　　没有粉刷的粗糙泥土墙体上，满是乌黑的印子，墙上1米多高的水渍，显露了洪水这只猛兽留下的爪印。尽管水已经退出了房屋，在污水里浸泡了20多天后，混合着家禽排泄物、公厕粪便和死鱼死鸭的腐臭气息弥漫在空气中，一阵阵地，让闫斗菊不得不捏鼻屏息而行。

　　相比杂乱的屋子，更让闫斗菊忧虑的是农地。洪水来前，家里的6亩玉米和4亩黄豆，叶子都开始黄了。扁平宽大的叶丛中，一根根玉米棒又粗又壮；一株株黄豆苗茎秆硬实，也结满了肥大的黄绿色豆荚。

　　如果没有这场水灾，闫斗菊现在应该处于每年最忙的收割时节。可是现在，“全被大水冲走了”。

　　过去，一年的收入被大水“冲走”，为了供孩子上学，居住在闫斗菊家对面的刘焕明不得不到处借钱过日子。

　　那时，村里高地上有一位如今已80多岁的老爹，每次都尽力借钱给他。等到下一年，收上棉花了，刘焕明总会先打一床棉被给他；水稻成熟了，总会先送去让他尝尝鲜。“别人在你困难时帮助了你，这份情，永远也还不清。”

　　现在，孩子们都已长大，可以挣钱了，家里的压力也小了。48岁的刘焕明虽然依旧焦心，却没那么无助。他只是一边感叹，“现在种地是越来越不挣钱了”，一边用手指掰着：前年，玉米一公斤2.2元，去年只有1.8元，今年价格估计会更低。

　　闫斗菊家的28亩鱼塘，也被这场大水冲走了。塘地的水草，像是被铲车连根拔起，翻到了塘外的铁丝网上；铁丝网被撕出了一道道口子，“缺胳膊断腿”，难以再次合围住鱼塘；鱼塘里的鱼早已被水流冲走，不知所踪，只剩下些翻着鱼肚的死鱼了。

　　提起鱼塘，去年刚刚扩张承包了45亩的杨先平一个劲儿地叹息着。他很清楚一场大水意味着什么——“淹一次，三年才能回到正常的生活”。

　　2015年时，鱼市行情不好，杨先平鱼塘的鱼，有许多没卖出去。今年变成鱼苗，本想用来翻本。如果一切顺利，到今年冬至，鱼苗都长大后，全部卖出去的话，至少有25万元的毛收入，8万到9万元的纯利润。

　　小儿子也到了该结婚的年龄了。他本打算等卖了鱼，把手里的钱凑一凑，就给儿子凑出一个房子的首付来。可是现在，“买房的钱全打了水漂”。杨先平坐在小板凳上，挥舞着双手，挤出苦苦的笑。

　　“搞不赢的”

　　在打水漂之前，杨先平尽力了。

　　冬天筑坝，夏天防汛，每年7月到9月，水位是最重要的度量衡。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熟记着自家的海拔，对照着大坝上的刻度，计算着自己的生活。

　　可是，今年的雨太急了。气象部门的数据显示，从7月5日早上8时至7月6日凌晨6时，消泗乡降雨量达200毫米，“24个小时，下了全年三分之一的雨”。

　　“水来得太快了，搞不赢的”。7月5日，下午6点过后，有人来敲门：政府要组织大家转移，公交巴士就停在鱼樵村村委会附近。和水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渔民杨先平知道，大水又要来了。作为杜家台分蓄洪区的组成部分，消泗历来要承担洪水汹涌时的调蓄与分洪重任。杜家台分蓄洪区位于长江与汉江的交汇地带，历史上曾经是长江的天然洪泛区。像这样的分洪区，全国共有97处，共3.06万平方公里，蓄洪面积约等于7166个西湖。

　　自1956设立后的60年内，杜家台蓄洪区已启用分洪21次。消泗也曾在1983年和2010年，因为分洪而两次实施大转移。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67年间，内涝、长江倒灌、汉江分洪……消泗遭遇大大小小的水灾多达数十次，有时候甚至一年两次。

　　杨先平记忆比较深的，就有8次，包括1964年、1983年、1984年、1991年、1996年、1998年以及2016年。这几次，他的房屋都被淹了。

　　但杨先平还是舍不得走。他穿上下水衣，在瓢泼大雨中赶往鱼塘，把柴油机、抽水泵、船只和电线等运到了高台上。还有用来喂鱼的小麦，13500公斤，用麻袋码着还放在一楼的客厅里。这也得搬到高台去，“否则大水一来，全部泡汤”。

　　必须争分夺秒，他一直忙到了夜里很晚，临睡前，还把家里一楼的家具搬到了二楼。鱼塘的网，只能第二天去扎了。尽管扎了，鱼也不一定留得住，但不扎肯定会被全部卷走。

　　希望明天的雨能小点，溃口处的水来得慢些，杨先平还想着，“1998年那么大的洪水都没转移。万一第二天雨就停了，水下去了呢？”

　　其实，杨先平并不是唯一这么想的人。鱼樵村村支书陈为炳说，村里3640人，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外出打工，今年实际转移的人数只有2400人，“最不愿意走的，绝大多数是住在高台的老人。他们舍不得家里的东西，也觉得住得高，水淹不了，抱有侥幸心理。”

　　“这期间村子可是停水停电的，天气热怎么办？没有水怎么办？”陈为炳总会劝说这些老人，现在安置点有吃有喝的，还发放生活用品，条件挺好的。

　　后半夜，雨势不停。大水就要漫过来，不走不行了。早晨，带着遗憾和不舍，杨先平不得不坐上公交，离开村庄，去往灾民安置点。

　　闫斗菊是5日晚上走的。被如豆的大雨打湿了全身，她上车后发现，整个公交车上的气氛异常凝重。虽然旁边坐着的都是相识的邻居，但没有人聊天。

　　刘焕明收到转移的消息时，正抱着被电闪雷鸣吓哭的孙子。儿子和儿媳都出去打工了，把1岁的孩子留给了他照看。

　　当晚10点，匆匆忙忙中，还没把一楼剩下的家具搬完，刘家两老一小匆忙上了公交车，洪水就要来了。

　　刘焕明还真见过洪水来临时的样子。1983年，杜家台炸堤分洪，鱼樵村全村的房子都被淹了。

　　那会儿，政府还没有像现在这样，专门派人派车来转移群众。他们全家11口人就带着锅碗瓢盆和油盐酱醋，在村子的高台上搭起帐篷住。由于是炸堤分洪，溃口几百米、几百米地裂，水流来得特别快、特别急。刘焕明在高台上，看着自家那片土砌的瓦房“一下就被大水捂住了，只露出了一个个屋顶”。

　　瓦房在水里一泡，基本上都倒塌在了洪水中。后来，高台也被水捂了，刘焕明一家只好坐着船，到临近的仙桃市西流河镇去避洪。

　　等大水退去，他们从仙桃市回来，用政府发放的油毡瓦，花了7天时间，在原来的地方又重建了房屋。

　　筑堤建垸

　　当刘焕明、闫斗菊和杨先平先后从鱼樵村撤离时，消泗乡派出所的副所长姚卫群却留了下来。

　　村民们离开时，害怕洪水将房子的大门冲毁，都将家门敞开着。这是长期生活在分洪区和洪涝频发地域的人们的生活经验。

　　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姚卫群和他5名民警同事全天候驻守在这片面积超过140平方公里，相当于19608个标准足球场大小的土地上，以确保村民们的财产安全。

　　1993年参警，姚卫群一直在消泗乡内工作，参与了1996年、1998年、2010年和2016年洪灾的抗洪抢险工作。从1996年到2016年，20年间，姚卫群和消泗乡村民对抗洪水的手段和能力也在悄然进步。

　　1996年，为了阻挡洪浪，姚卫群和同事不得不把割下的芦苇，扔到堤坝旁的水里，再用木桩固定住；现在，他们只需要把用高分子防水透气材料加上布料复合面料制成的防水布，往水里一铺，就可以达到相同的效果。

　　20年前，为了加固堤坝，从各村前来支援的村民扛着沙袋、背着土方、推着翻斗车，那时候的口号是“人在堤在，誓与大堤共存亡”；今年，偌大的堤坝上，在汛情不紧张的时候，只是几辆货车装着石料、木桩和编织袋在来来回回地穿梭。

　　装备升级了，机械发达了，气象预报也越来越准了。但这些，似乎都没有减缓洪水肆虐的步伐。

　　在62岁的老村支部书记龚建波眼里，鱼樵村早已不是他小时候的样子。那时候，村民的房子就建在湖上。往远处一望，不是芦苇荡，就是白茫茫的天际一线。“出门就是水，出行都离不开船。”

　　由于地处分洪区，人烟稀少，即使到1957年，全村也就600多人。上个世纪70年代，从临近的沔阳迁来许多移民，沔阳是过去的叫法，现在已经改名为仙桃。

　　当时，沔阳地少人多，一个青壮年做一天工，只能赚到三四角钱的工分，每天都是半饱的状态。而在鱼樵村乃至消泗乡，做一天的工，可以赚一元钱的工分，不但可以填饱肚子，有时候队里还会分余粮，“生活水平比沔阳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随着移民增多，村民们开始在分洪道一侧筑起圩堤，依洪堤建起圩垸。原来的湖泊变成了村民的农田，种上了玉米、黄豆和芝麻；原先的水域也被切割出一口一口鱼塘，养上了鱼苗、龙虾和螃蟹。

　　分洪区虽然有危险，但是越来越多人来此定居，零星的房屋形成密集的村落，连成了一片。为了保住农田，村民们必须努力修筑大坝，因为在夏天，民垸内的水位，低于河道里的水位，不修堤坝，这里就是一片湿地。

　　龚建波记得，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鱼樵村就已聚居了3600多人，“超过80%都是从外面迁移过来的”。

　　总面积达614平方公里的杜家台分蓄洪区，正是由鱼樵村这样21处大大小小的民垸，以及自然洼地和分洪道组成的。

　　也正是在这个时间段内，武汉湖泊总面积急剧减少，仅1973年~1979年间，湖泊面积就减少超过300平方公里，萎缩近30%。湖泊面积的减少，再加上城市快速扩张造成的地面硬化，使得土地的纳水能力大为降低。

　　不过，湖泊数量的减少并不是今年武汉市内涝的主因。武汉市水务局7月6日表示，武汉遭遇内涝主要有地势低、暴雨频发、外江水位不断上涨、排水系统建设标准偏低等原因。

　　1998年长江发生特大洪水后，国务院提出“平垸行洪、退田还湖、移民建镇”的政策。与此同时，国家不仅对蓄滞洪区实行严格的人口政策，限制区外人口迁入，鼓励人口外迁，还不断加强长江干流的堤坝建设，并于2006年建成了三峡大坝。

　　在闫斗菊的记忆里，上一次房屋被淹已是1998年的事情，“十几年了，还挺平安的，哪想到今年又发水呢？”

　　水利部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长江流域防洪工程体系中，存在不少重要支流和湖泊堤防还没有加固，一些连江支堤与长江干堤没有形成封闭保护圈，大多数中小河流防洪能力偏低等问题。

　　老支书龚建波见识多，他分析，今年长江干流保住了，说明长江堤防建设得不错。“今后，能不能把建设长江干流堤防的经验，运用到内湖内河的堤坝建设上呢？”

　　搬出分洪区

　　无论堤防建设能不能得到加强，被转移的村民还得回到洪水退去后的家园。

　　刘焕明现在居住的这座房子，重建于1991年。为了防洪，特地加高了地基，在房子外建了十几级石阶。

　　这些石阶记录下了不同年份的大水曾吃水的位置：1996年，大水淹了台阶两格；1998年，洪水没了三格石阶；今年，水流直接冲到了门槛处。

　　看着房前的积水，他一脸惆怅。在水退之前，什么也做不了。“年轻人还可以出去打工，可像我们这个年纪，谁要啊？”

　　其实，如同中国的许多农村，鱼樵村的年轻人也大多出去打工了。而且不仅他们自己没打算回来，父辈们也不希望他们回来，“回来分洪区，难道再受洪水的苦吗？”

　　今年的鱼苗全部被淹，杨先平筹划，如果明年养鱼的本金不够，那就喂虾子或者螃蟹，如果有人来承包的话，他就把鱼塘承包出去。尽管他也知道，这样的几率很渺茫了。一个外地的老板投资了4000多万元，在鱼樵村旁边的张家大湖里种莲藕，结果今年全被淹了。“别人不知道这里的情况，可能还来；知道了，谁还愿意来？”

　　事实上，按照《防洪法》的规定，被划为蓄洪区的地方必须严格控制产业和人口，否则违规资产将得不到合法赔偿，尽管赔偿标准本身也很低。

　　正因如此，消泗乡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家工厂”，大多数村民靠养鱼种地为生。

　　这样的经济条件，再加上地势低的特征，使得每次洪水来袭，消泗都首当其冲。消泗地处通顺河行洪道的南侧，北侧是洪北大堤，保护着沌口、常福、永安和侏儒等广大人口密集地区和工业园区免受洪水威胁。

　　年轻时，杨先平也想过积攒点钱，搬出村庄，“哪个不想从这里搬走啊？还不是没有条件。”

　　鱼樵村下辖兴无垸和渔汉垸，前者地势较高，后者地势较低，更经常被水淹。2010年全村分洪大转移后，鱼樵村就曾向消泗乡打报告，希望能将渔汉垸的40多户村民集体搬迁到兴无垸去。

　　“我们都做好了村民的工作，对房屋进行了登记，就等拆迁了，结果由于乡政府财政紧张，申请的匹配资金不到位而放弃了。”鱼樵村现任村支书陈为炳说。

　　甚至，还有蔡甸区人大代表曾经提案，希望对整个消泗乡进行整体搬迁，“划定一个地势较高的稳定的安全区”。但提案报上去，至今还没有回应。

　　陈为炳也知道，搬迁不仅仅是另找一块地的问题，还有就业、医疗、教育、交通等一系列问题。

　　水利专家向立云曾表示，从全国范围的现状来看，淮河流域的蓄滞洪区使用频率最高，2003年淮河大水以后，很多蓄滞洪区的人口都搬迁了；海河流域有20多个国家级蓄滞洪区，但是长时间没有使用，人口也没有搬迁，管理相对比较松散；而长江流域，1998年洪水之后也搬迁了一些人口，但再往后，推进蓄滞洪区安全建设方面做得并不多。

　　如今，经历的洪水多了，杨先平也慢慢习惯了。让他稍感欣慰的是，自己的大儿子已经离开湖区，在武汉市蔡甸区经济开发区买了房子，“以后不用再受洪水的侵扰了”。这也是他执着地想为小儿子在城市里买房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城市的条件好，还因为这就意味着他可以永远离开分洪区。

　　“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只有让子孙来完成了。”杨先平这样想着。

　　生活在继续

　　其实，在消泗乡所有受灾的村子中，与鱼樵村临近的九沟村，才是最严重的。61岁的代义宽在安置点待了25天后，尽管还可以继续住下去，但他还是决定回家，即使水还未完全退去。

　　他曾在7月15日偷偷跑回来过一次。那天，穿着下水衣，蹚过几百米齐腰深的臭污水，才终于踏进自家屋内。一楼没来得及搬动的家具已完全浸泡在了水里，他爬上楼梯，到了二楼，脱了衣服，找了张椅子坐下。

　　“鱼没了，菜没了，稻没了，什么都没了”，这位两鬓微白的老汉在脑海里一边盘算着，一边将眉头皱得更紧，“今年损失了多少？明年怎么生存？拿什么搞投资？生活如何继续？”

　　枯坐一个多小时后，他从嘴里挤出三个字：想不清。可“想得清，生活得过下去；想不清，生活也得过下去”。

　　这两天，村支书也找过他们，说政府组织的灾后重建方案正在落实下来。晚上9点，关掉手电筒的光，点了蚊香，他们便在黑沉沉的夜里睡去。

　　夜晚来临之前，闫斗菊有的忙了。打量了一圈自己的房子后，她轻轻地说道，“收拾一下，还是能住人的”。

　　这句话算是自己给自己的安慰吧。1998年特大洪水时，孩子还未成家，很多地方还需要用钱，家里的鱼塘被淹在水里，她一路哭到了安置点；2016年，鱼樵村再次进水，她没有再流泪，“任何人都不想淹水，但没有办法。这是人扛不住的，人不能与天斗”。

　　在闫斗菊的眼里，没有洪水的消泗乡还是很美的。夏季，玉米棒还未结出，堤内是满眼翠绿欲滴的青纱帐，堤外是在碧绿莲蓬间盛放的荷花；秋天，到处都是秋收的喜悦，黄豆和玉米黄灿灿的，惹人高兴；冬天则是一望无际的芦苇，以及从北边飞来过冬的候鸟和野鸭。

　　“这本来就是休水的地方，不要与大自然做斗争。”闫斗菊算是想明白了，现在国家提倡退田还湖、退耕还湖，不都是在做着与大自然和解的工作吗？

　　闫斗菊希望洪水能早点退去。这样，她还能赶在9月中旬之前，在地里种下几渠油菜。等到来年春天，这些油菜开花了，她想，在阳光下，那一定是一片金黄色的花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