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已于10月23日上午召开，本次会议将继续审议精神卫生法草案。与此同时，有深圳公益律师呼吁废除精神卫生法。于是，“被精神病”的话题再度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
“被精神病”在国内不算是新鲜事，近年来，心智正常者因不断上访就被送入精神病院，甚至正常人被自己的家人“成功”送入精神病院的案例时常见诸报端。
在国际上，“被精神病”在一段时间内也曾发生，比如，直到上世纪70年代初，今天已被宽容对待的同性恋还被视为精神病，名为“反社会人格紊乱”。在现代精神病分类学主要奠基人、美国医生罗伯特·斯皮策和其他研究者的不懈努力之下，美国精神病学协会于1973年把“同性恋”条目从权威标准《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中删除，这表明同性恋不再被视作精神或心理疾病。1990年5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从精神疾病名单中删除了“同性恋”词条，之后相应国际疾病分类标准中就不再包含同性恋内容。
但近年来，旨在帮助同性恋者“转性”的“修复疗法”居然大行其道。尽管世界卫生组织已在今年5月宣布这一疗法会对受者造成严重伤害，今年9月，长春的一名女同性恋者仍因其与同性恋爱而被家人殴打，甚至送进精神病院。
看上去，“精神病”的准入门槛极低，将一个人判断为“精神病”，似乎特别容易，只要是不符合常规、不随大流的人，都可用“精神病”来轻松管治。“精神病”似乎成了法国思想家福柯在《规训与惩罚》里所说的那种进行社会规训的工具。
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精神病”？到底有没有鉴定“精神病”的科学标准？到底对“精神病”有没有存在过度医疗的情况？到底精神病人的基本权益在救治过程中能不能得到保障？
在社会层面，保障精神卫生、维系良好的社会心理环境固然重要，但如何防止“精神病”成为伤害普通百姓的工具也相当重要。除了同性恋，网瘾也常常被看作“精神病”的一种。曾经的“网瘾斗士”陶宏开，在今年5月成为深圳一家网络游戏的代言人，这不能不让人质疑，“网瘾是病”的说法真的正确么？
我自己就曾遇到一个网瘾少年“被精神病”的个案。
那是一个十来岁的初中男孩，或许是由于情窦初开被同学笑话，或许是父严母溺的家庭环境，他不愿意再去上学，而把自己关在家里，沉溺于网络长达一年多时间。爱喝酒的父亲长期出差在外，偶尔回家却常常醉酒，醉后就是对孩子的打骂；他母亲是护士，经常需要加班，对孩子的照顾也多辅以药物。少年的生活只是与电脑为伴，连楼都不下，一有不顺心就乱发脾气，最后严重到殴打母亲的程度。
恼羞成怒的父亲最终叫来了精神病院的救护车，几个医护人员把孩子押进了精神病房。听说，这里面住的全是“文疯子”，没有太大暴力倾向的那种“精神病患者”。我见到他时，孩子已经在里面呆了七天。因为和他家是世交的关系，他的父母请我去看看能否帮得上忙。
刚见到我，他不愿意和我说话，情绪消沉。这时，隔壁房走过来一个因打架被送进来的小青年和他寒暄。从他们的对话中，我发现他俩逻辑清晰，心智健全，一点精神问题都没有。我小声跟他说，我是来救你的，你要和我配合。他这才对我有了信任。
他双手挤着自己的脖子告诉我，这里的医生逼他吃药，如果不吃，就几个人掐住脖子灌下去。不听话就要挨打，他已经支持不下去了，再不放他出去，到第九天的话，他就会崩溃了。我把他的想法告诉了他的父母，父母害怕出意外，终于答应带他回家。
出来后，我带他去理了发，他整个人焕然一新，一家人开开心心吃了顿团圆饭。几年过去，听他父母说，他这几年完全变了个人，学了烹饪之后，现在自己在外面做餐饮师傅，生活过得蛮不错。如果他继续呆在精神病院，我不敢想象他和他的父母如今是怎样的境况。
据报道，美国神经医学学会正在为明年5月出版的新版《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进行调研，拟将网瘾列为精神病中的“mental disorder”（精神错乱）范畴。或许曾经发生在同性恋议题上的“被精神病”现象，以及同性恋“非病化”的医学研究和社会抗争即将出现在网瘾问题上。
说到底，“精神病”以及“被精神病”，并不仅仅是医学问题，更多的是一个社会问题，及隐藏其中的权力控制问题。面对新生的社会现象、新的生活方式，当人们无法用常识进行理解和规训时，社会中的文化逻辑习惯性地会采用简单、粗暴的方法，将其贴上“精神病”的标签，用强有力的精神病医疗体系进行管理。
如果我们对“被精神病”问题背后的这种文化惯性的暴力机制缺乏认识，缺少治理，终有一天，整个社会都可能变成精神病院，不需要什么诊断标准，人人都可能成为精神病患者，“世界精神卫生日”也将成为一件值得怀恋的摆设。
[ 责任编辑：黄艳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