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由留守儿童成长起来的青年，无论是在父母缺席的家里，还是在以“应试”为教学目的的学校，都没有得到足够的养成教育，没有形成良好的行为规范和生活方式
去年年中发生在广东某地的一次聚众滋事事件中，当地法院共受理刑事被告人25人(未成年人4人)，其中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20人。事后分析发现，外来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一半以上是“90后”、留守儿童出身、未成年即独自外出打工，是这些犯罪青年共同的特点。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些平日里正常工作的青年“突然”失控？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数量庞大的“单身漂泊”青年，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社会管理和服务？带着这些疑问，《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近日在广东省韶关监狱随机抽选了6名参与此次事件的青年(以下姓名均为化名)，力图在与他们十多个小时的面对面访谈中，还原他们的成长历程、生存状态和内心世界。
留守生活的生命痕迹悄然贯穿
家庭破碎、亲人离散，是这6名犯罪青年共同的人生起点。重庆云阳县的李清华7岁时母亲离婚出走、再婚，此后整整10年没见面。广东湛江的廖勇发六七岁时父母离异，“父亲早就不管我了”，他说。四川达县的江涛7岁时父亲在工地上受伤身故。四川内江的陈木林14岁时母亲病故。四川的刘发平生活在再婚家庭。
古诗云“商人重利轻别离”，而这些犯罪青年家人之间的“轻别离”更让记者五味杂陈。一家人分散在四五个地方打工，夫妻、亲子、兄弟姐妹之间平日几乎不通音信。很难理解他们为什么如此轻易地选择抛妻别子，跑到另一个城市去打一份收入待遇差不多的工。这些青年相似的经历清晰地传达出一个信号：留守儿童已经悄然成年独立，他们把留守生活的痕迹带进了城市务工地。
与城里孩子“上大学—工作”的成长轨迹相比，这些农村青少年有着完全不同的人生规划：打工—学艺—创业。留守儿童们随手搭上一个亲戚、老乡，便踏上了打工之路。记者了解到，这6名青年离家时全部未满17岁，最小的只有13岁。他们或被带进亲戚经营管理的小厂，或伪造身份证混进厂。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廖勇发是做纸盒子，月收入800元；陈木林是做酒店服务员，月收入1000元，两个月后跳槽；刘发平是给手机贴标签；江涛在万人规模的大型电子厂生产线上；江西赣州的杨建光，进了老乡当经理的工厂。
相较于父母感情的淡薄，这些青年毫不掩饰对家庭的依恋。遇到麻烦时，他们想到的第一退路就是家。江涛说：“弟弟读完高中才出来，基本上不联系。老妈也在本地，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出来的。我15岁跟着表姐在东莞一家私人小厂帮忙出货。出狱后，我想去看我妈，想和她在一起。不论谁照顾谁，总可以互相依靠，有事情好商量。”
在社会关系方面，这些青年十分务实，不论远近亲疏，只跟对自己生存发展有用的人来往，靠老乡、朋友介绍工作，靠师傅带着学技术；求生存之余，他们与就近的老乡、工友玩耍。“朋友”是他们嘴里的头号高频词。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有这样一个数据：沿海经济发达城镇已形成巨大的“无家一族”——脱离家庭、处于独居状态者，广州市有260万人，占常住人口的20.7%；深圳市有296万人，占常住人口28%；东莞市有315万人，占全市常住人口38%。
这些“无家一族”或拥挤在工厂的集体宿舍，或孤身寄居出租屋；或未婚，或夫妻异地。夜幕降临，数以万计孤独的青年在厂区周边游荡，快速结交，快速离散。杨建光说：“经常打电话的朋友有二三十个。他们在做什么我也不清楚，就是在一起玩。”陈木林说：“有时候也想讨论人生，但都拿不出什么意见和想法，都是互相学。”
他们在朋友中寻找身份认同和精神寄托，高兴或不高兴，朋友都聚在一起发泄，受了委屈就“Call友帮拖”(粤语：呼叫朋友帮忙摆平)。这时候，“朋友”就成了最危险的敌人。廖勇发说：“有些朋友不务正业，经常来找我住。厂里的人看到我和他们在一起，就不和我打交道了。公司也觉得我不行，不让我做了。”
这些青年口中的另两个高频词是“打牌”、“宵夜”。几乎每个人业余时间都打牌。刘发平说：“赌博很厉害。麻将扑克都打，因为打牌，这么多年都没有存下多少钱。”而打牌、宵夜的“下游”产品，便是争风吃醋撒酒疯、打架斗殴。
江涛是受访青年中唯一有案底的。2010年6月，刚满18岁的他来到当地，身上带着打工一年攒下的1万多块钱。“打牌、K歌，玩到没钱了，跟人一起倒卖海洛因”。江涛这样形容自己的状态：“有时候也想老老实实上班，但朋友一叫就又出去玩了。人好像自己控制不了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