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月5日，谢亚龙（右）与蔚少辉在昆明拓东体育场内交谈（资料照片）。邹峥摄（新华社发）
2005年1月，本报曾独家采访了时任国家体育总局电子信息中心党委书记的谢亚龙，并以访谈形式发表了谢亚龙的论文。谢亚龙论文中提到“金牌产权”应归运动员所有，并首次提出中超联赛属于公共产品范畴内的“准公共产品”。这时的谢亚龙还在足球圈外，公众对这位50岁的国家体育总局官员的印象，也还停留在“一个笑容满面的学者型官员”层面。
7年过去，今天出现在记者视野中的谢亚龙不再是那个“儒雅”的学者型干部。头发花白的谢亚龙今天在法庭上为自己领导中国足球的3年内是否受贿与公诉人抗辩了大约7个小时。自从2010年9月被扫黑打假的中国足球专案组控制，谢亚龙失去“自由”已整整一年半了，这段时间谢亚龙本应在中体产业集团董事长的职位上施展自己的抱负，但他与中国足球“互相伤害”的事实，却使得他必须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还债”。
沦落在中国足坛
“我对不起大家，我给大家赔不是。在这个大环境下我变化了。”今晚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和《东方时空》栏目播出谢亚龙接受采访的片段，“我有罪，接受改造。”
尽管谢亚龙在今天的庭审中坚称自己从未受贿，但“接受好处”自然有其出处；尽管公诉方提出的172万元受贿金额还有待法庭确认，但这个中国足球曾经的掌门人肯定不是“两袖清风”。
“我能理解谢亚龙的做法。传说中的那些好处费，在这个社会中其实无处不在，我觉得他不是大家印象中的那种坏人，更不是一个特别贪婪的人，错就错在沾了足球的边，而且还陷得比较深。”谢亚龙任职中体产业集团董事长时其下属员工告诉记者。
谢亚龙在“足球那里”出的差错，回想起来并不复杂：起诉书中提到12项受贿指控均属司空见惯之事，例如山东鲁能俱乐部在夺冠庆功会上送给谢亚龙20万元；北京市足协为求在全运会上受到照顾送给谢亚龙5万元，诸如此类。
“中国足协这么多年的不作为就是因为腐败和懒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需求。”体育社会学家金汕说，“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但谁都不愿去揭开这个盖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