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反赌扫黑风暴经过两年多的侦查取证后，终于在东北小城铁岭燃起“火把”。从12月19日开始率先登场的张建强、杨一民，以及随后还将“过堂”的南勇和谢亚龙等，被捕的足坛官员均无法逃离正义的审判。
制度缺失 “引火烧身”
“最早俱乐部送三百五百我都给人退回去，后来足球圈里把这个传出去，说杨一民不太愿意收人钱。可再到后来，熟悉的人送，我也就收了。”杨一民坦言，在职业足球这个巨大的名利场中，任何意志稍有一点不坚定的人，都难以把持自己。
其实翻阅杨一民、南勇、谢亚龙等足坛官员的成长轨迹，当初很难找出与贪腐相对应的“符号”。他们中间有多年从事足球理论的教学专家，也有严谨的管理者，但当融入足球圈后，陈旧的管理机制和宽松的利益环境，让不少原本可以为足坛做出贡献的人，渐渐沉入贪腐泥潭。
而在原中国足协副主席南勇眼中，来到足协这样一个宽松的环境，加上足球项目又比较特殊，法制对它的监管也不够，在努力工作的同时，脑子里紧绷的那根弦慢慢就松弛下来了。
就连现任中国国家体育总局足管中心主任韦迪也承认，自从来到足管中心后，发现这里的制度很多，但问题是执行不力。任何一个制度都是为守制度的人制定，如果不愿接受制度的制约，那么制度就形同虚设。“这些人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有腐败的想法，而是有一个渐变的过程。”
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模糊角色”
从王树静作为辩护人的角度来看，尽管杨一民被公诉人指控的罪名是受贿罪，但他仍希望可以利用“足管中心”和“中国足协”这个模糊的“双重身份”来为其减轻罪行。
“杨一民受贿的身份应是中国足协副主席，控方认定对他‘行贿’的都是足球俱乐部和教练员。足协属于社会团体，而所有俱乐部都是社团会员，足管中心不能直接管理俱乐部，所以杨一民是以足协副主席的身份与各俱乐部打交道，因此他应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被起诉。”王树静直言，“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与“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在量刑上有很大的差别，是重要“突破口”。
事实上，足管中心是隶属于国家体育总局的一个司级行政部门，属于政府行政机构，监管中国足球，制定足球发展政策、方向指导等；而中国足协本属于非政府的民间组织，是亚足联和国际足联的一个成员单位，负责中国足球联赛等具体事务，没有政府色彩，由政府监管而非直接参与。而在中国足坛，这两种角色却是在模糊中“共同生长”了多年。
铲除毒瘤 重获新生
早在2002年3月，裁判龚建平因吹“黑哨”被北京警方逮捕，中国足坛由此打响了反“假赌黑”的第一枪。然而没坚持多久，“假赌黑”病毒再度开始蔓延，2004年北京国安因不满裁判错误判罚，引发了罢赛潮。随后7家俱乐部联名向足协呼吁，深入足球改革，从制度上打击假球。遗憾的是，那场“雷声大、雨点小”的打黑浪潮在今天看来，更像是个点缀。不少业内人士感慨说，如果当时反赌扫黑风暴来得猛烈些，就不至于留下眼前这么多后患了。
其实悉数中国足球毒瘤蔓延的全过程，有几个关键点无法绕开：如1994年职业联赛开启后缺乏市场经济必备的法治精神，缺少行之有效的制度约束和监管，再加上急功近利思想浓厚，以及足管中心与足协内部机构的设置、职责模糊不清等多重因素。于是，没有牢固根基的足坛，伴随着各种变异的“虚假繁荣”共同成长，以至于一步一步成为各种蛀虫寻觅、吞噬不当利益的温床。
有报道称，按照国家体育总局的规划，在足坛反赌扫黑案件审理过后，中国足球的“管办分离”工作也将正式启动。届时，足管中心和足协一套领导班子的历史将正式终结。与此同时，在制度建设和重塑风气上也会稳步前行，不会“走过场”。
然而不少人相信，在大规模的反赌扫黑过后，将藏匿在足球背后的各种毒素彻底清除依然需要一个漫长过程。但无论如何，中国足坛能从溃败中“清醒”，本身已算是种进步了。实现“自我救赎”，更需要官方的智慧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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