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个男人中就有一个光棍” 十年之后娶妻难

　　“21世纪，国家人口政策的重点应该转向调整人口性别结构上，这是一项迫在眉睫的工作。”

　　小罗是家里的独生子，今年从一所不错的大学毕业，父母就和爷爷奶奶一起出资帮他买了结婚用的房子，工作也在叔叔的安排下有了着落。小罗觉得自己的人生还算顺利，但是也许他永远都不会知道，为了要个男孩，他的母亲曾经打掉过两个女孩。女孩子提前被打掉，这在中国算不了什么，但人们很少意识到，这里面其实潜藏着一种危机。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0年《社会蓝皮书》指出，目前我国19岁以下年龄段的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每出生100个0至4岁的女孩，相应会出生123.26个同年龄段的男孩。如此发展下去，到2020年，中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3000万到4000万。那时，每5个成年男性中就会有一个“光棍”。

　　“正常情况下，人口的性别比应该是105±2，就是每出生100个女孩，相应出生103到107个男孩。这个比例是人类有记录以来一直维持的生物法则。由于男孩的死亡率高于女孩，所以到了婚育年龄，男女比例基本就是正常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翼告诉《北京科技报》：“我们以全国几次的人口普查数据为依据，发现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曾一直维持在正常的范围内，但是到了上世纪的80年代，低年龄段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就超过了107的标准值，此后性别比例逐年加大。”张翼说，一些专家认为，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很多出生的女孩被漏报、瞒报，造成了数字上的失调，但是通过对几次的人口普查结果以及教育年鉴的研究，发现出生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的情况是确实存在的。

　　根据人口普查资料显示，1981年，全国出生婴儿性别比是108.47；1989年这个数字达到了111.92；到了2000年第5次全国人口普查，男女比例更是高达119，远远超过107的标准值上限。以第5次人口普查为例，各地显示的情况十分惊人，占全国人口90%的24个内地省、区、市，出生人口性别比都在110以上。江西的出生性别比已高达138；而陕西省某些地区计划内二胎新生儿男女性别比达到253.5，个别村落自2001年起连续3年内出生的计划内二胎竟没有一个女孩。所有这些数据都显示，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已经成为一个全国性的严重问题。

　　“人类社会男女比例，是几百万年来形成的，除了战争年代外，全世界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例都没有出现过大幅度的失衡。导致目前这种状况，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固有的生育观念。”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段成荣告诉《北京科技报》，中国人一直对生育男孩有执著的偏好，尤其是某些偏远的农村地区，农机具使用率很低，大部分生产活动要靠人力和畜力进行，所以男劳动力对一个家庭的生产至关重要，而且男孩的多少对家庭在当地的发言权和能否争取更多的家庭利益息息相关，为了生育男婴，有些地方甚至出现弃女婴、杀女婴的情况。同时，B超技术的普及，也对胎儿的性别鉴定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虽然国家明令禁止用B超检测胎儿性别，但是很多父母还是能通过各种方法在胎儿3个月左右的时候就知道孩子的性别。

　　“从全国范围来看，海南、安徽、江西、广东、湖南、湖北这些地方的出生性别比失衡情况比较严重，而像内蒙古、贵州、西藏、宁夏、青海、新疆等地区，出生人口性别却普遍控制得不错。”张翼说，我们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在我国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性别比控制得都比较好。比如，西藏的出生性别比只有97，甚至低于标准值。

　　在张翼看来，国家对少数民族实行的宽松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少数民族地区性别比正常的根本原因。“以前的家庭可以通过多次生育达到添男孩的目的，但是国家计生政策规定每个家庭只能生一个孩子后，家庭的需求和国家的计划之间就产生了矛盾。比如海南、安徽等地区的计生政策实行和控制得都比较严格，这就导致人们在生育唯一的子女时，更期望对孩子的性别进行选择。”传统的生育观念没有改变，新的观念没有形成，但是政策却约束了人们对生育的满足。在两者的作用下，就导致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状况。

　　以河北省为例，从1971到2003年，全省人口出生率由25.06‰降到11.43‰，累计少出生2700多万人。但是根据第5次人口普查的情况看，河北全省的出生人口性别比达到118.46，其中最高的区市甚至达到134.03。

　　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失衡，虽然在目前并不明显，但却是一个潜伏的巨大危害。段成荣说：“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很多适龄男青年找不到对象。”这个现象在现在并不严重，因为进入婚育年龄的男青年可以通过调整年龄差别，寻找到比自己小的配偶。但是如果性别比持续高居不下，年龄差会越拉越大，不断透支未来婚育女青年人数，持续积累下来，将会出现一大批单身的男青年，这些单身的男青年如果婚育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对整个社会都是潜在的危害。

　　在张翼的调查中，他已经发现我国一些地方出现了“娶妻难”的情况，“到农村去看，尤其是偏远的地区，大龄未婚男青年比比皆是。这从结婚的礼金上就能明显感觉到，以前男方给女方家庭几百元钱就能娶个媳妇，而现在已经涨到了上万元。”

　　“对已经失调的这部分人群，没有更多的解决办法。目前的办法只能对将来的出生比例进行调整。”在段成荣看来，恢复正常的出生性别比例是最重要的，而从观念上解决男女平等，再通过政策以及实际利益的引导来改变这种情况是目前最好的办法。

　　为了调整性别比例，国家已经有所行动，比如在就业中消除性别歧视，提倡男女平等，计生委开展的“关爱女孩行动”，以及在全国范围内对实行计划生育的农村家庭每月补助60元等等。但是在张翼看来，这些政策都是缓慢的，要想在短期内解决，还是要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像日本也存在性别歧视，但是他们在人数减少的时候没有出现性别比失调，就是因为日本并不限制生育。

　　“20世纪，我国最重要的使命是控制人口数量，计生政策曾经对国家的人口转变起了重大作用，在此基础上，我国逐渐走向富强。但是21世纪，国家人口政策的重点应该转向调整人口性别结构上，这是一项迫在眉睫的工作。”张翼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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