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来自农村或中小城市的打工者为数众多,他们年轻、浮躁,渴求财富,却易误入歧途。许多从四面八方来到北京的“80后”务工者,就面临着梦想难以实现的失落。
如果见不到这些诱惑
“他们以为北京满地是钱,机会多,可来了之后才知道找工作难,找好工作更难。”谈到“80后”进城务工人员的犯罪问题,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公诉一处检察官莫非告诉记者。“如果不来北京,见不到这么多诱惑,也就不会犯罪了。”莫非对众多“80后”犯罪嫌疑人说的这句话,印象深刻。
1981年出生的朱文、1986年出生的王进和1987年出生的刘洋,分别来自内蒙古、贵州和河北,三人同为北京市曙光花园小区的保安。2005年,趁着小区业主熟睡或没有关门窗的机会,三人分别进入业主的家中进行盗窃。价值共计8万多元的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名牌手表、手机等物品,被他们拿到市场卖了钱。
1989年出生的杨立,是河北省邯郸市人。来到北京后,杨立在一家广告公司担任平面设计工作,老板承诺每月给他400元工资。不料,杨立在这儿上了两个月的班,老板却以各种理由拒绝给他工钱,最终杨立只从公司支走了100元钱。2006年8月27日,杨立借在公司住宿的名义,将公司两台电脑和一部数码相机偷走,打算卖钱。“谁让他不给我发工资。”事后,杨立对莫非说。
1987年出生的李亮,是辽宁省凌源市人,在北京某电器店做销售员。2005年3月,李亮伙同与他同龄的张新和小他两岁的王泽,撬开了北京市海淀区的一家出租房的门锁,盗窃了2万余元现金和一部数码相机。拿着这些偷来的东西,李亮几个人直接奔向北京的西单商业区,“我们觉得那个相机不好,就扔了,具体偷了多少钱我们也不太清楚,反正都买了衣服、鞋和手机,不到一个月全花完了。”归案后,李亮向警方供述。
他们和父辈截然不同
莫非给记者提供了一组数据:从2005年开始至2007年9月17日,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受理“80后”的犯罪人数为2064人,其中北京籍“80后”犯罪人数为305人,只占14.8%,非北京籍占到八成以上。在所有犯罪案件中,涉及盗窃的有768件,抢劫的有425件,故意伤害的有178件,盗窃、抢劫、故意伤害成为“80后”犯罪涉嫌罪名的前三位。“这些数据表明,现在大量的外来人员,尤其是外来年轻务工人员涌入北京,是刑事犯罪率居高不下、持续增长的原因之一,而且涉财类案件成为他们犯罪的高发点。”莫非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也曾作过类似的调查:“80后”务工者目前已占当前外来务工人员的六成,其中71.4%的“80后”务工者出于“锻炼自己”、“想到外面玩玩”、“学一门技术”、“在家乡没意思”、“享受现代生活”等原因出来打工,单为挣钱而来的只占18.2%。而34.9%的70年代打工者,76.2%的60年代打工者,超过50%的50年代打工者,都是为了挣钱而来。调查同时显示在职业流动率方面,“80后”务工者比例最高,平均每人每年换工作0.45次,频繁更换的原因有工作太累、不喜欢或只想换个环境。而50年代的务工者的职业流动率仅为每人每年0.08次。
不堪辛苦,却有各种需求和渴望,使“80后”务工者频繁跳槽。但由于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同时又缺乏工作经验,他们在城市中很难找到脑力或技术型工作,只能从事一些收入较低却简单辛苦的工作,以饭店、浴池、歌厅服务员和普通保安、学徒为主。但“80后”务工者在家中多为独生子女,有些尽管生在农村,但父母也是偏爱有加,很少干农活,父辈身上脚踏实地、安贫乐道的生活习惯,在他们身上已难觅踪影。“当他们进入城市后,才发现梦想与现实的差距,这种落差加上本来就很浮躁的心理,会加重他们内心的不平衡,很容易使他们放弃勤劳致富的耐心,选择铤而走险。”莫非告诉记者。
在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记者见到了21岁的张世。
2004年,张世初中毕业,从黑龙江大庆来到北京,干过餐厅的服务员,也在溜冰场工作过,张世的工作干干停停,收入远不能支付他每个月两三千元的花费,好在有改嫁在京的母亲,供他吃住和开销。打牌、喝酒和上网,这是张世的业余生活。而不久前伙同朋友一起参与抢劫,张世说是为了“好玩”。
“不知道这是犯罪吗?”
“当时没有多想,他们叫我就一起去了。”
“你知道自己犯的是什么罪,会判多少年吗?”
“……”
“抢劫罪,像你们这种情况可以判十年以上。”
“这么重?我真的不懂!”
社会转型的直接冲击
美国社会学家谢莉·路易丝曾在《犯罪与现代化》中指出: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对犯罪的影响十分显著。她在对世界各国200年来犯罪问题资料的分析中发现,不论是在19世纪英、法、德、俄等国的工业革命初期,还是20世纪发展中国家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进程中,尽管各国由于各自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的特点而有所不同,但却无一例外地出现了犯罪率激增的现象。
“‘80后’务工人员犯罪的增多,与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有直接关系。”莫非告诉记者,我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释放了大量剩余劳动力,使大批外来人口涌入城市,而同时,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水平有限,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城市,超出了城市承受力,给社会管理工作带来挑战;又加之进城务工人员的文化观念与城市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以及“80后”一代特有的性格弱点,造成了这部分外来人员犯罪率居高不下。
采访中,张世告诉记者,服刑结束后他会回到黑龙江老家,学一门技术,踏踏实实工作。
“北京不适合我,我也不适合北京。”他若有所思地说。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作者:王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