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写得越来越漂亮 看了就没劲
北青艺评：书里还有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我们80后是没有青春的一代人。我们稍微扩展一点到现在的文本，青春电影、小说很多，你们觉得有很好地反映这一代人的青春吗？
杨庆祥：如果青春意味着叛逆、挑战秩序，意味着寻找另外的价值观和人生，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数是没有真正的青春。
阎连科：我们这一代说青春就是混到城里有饭吃就是青春。电影、小说只是有青春的年龄但没有青春的意义。
杨庆祥：生理性的青春，不是那种文化自觉意义上的青春。有个最直接的对比，你看杨沫当年写了一个小说《青春之歌》，那个时候的青春从那个角度来界定。我们现在你看《致青春》，它是两种不同意义上的青春。80后的青春还没有找到它合适的表达方式。
张悦然：《麦田守望者》，那也是一代人青春的小说，但是现在美国也没有这样的小说，我觉得现在阅读就是走向更个人化，我们不再想要寻找那样一个，成为一代人的声音的青春的小说。
北青艺评：我上次跟冯唐聊《万物生长》，我问他青春一定要和时代去互动吗？他的答案是否定的。
阎连科：你看《蒂凡尼的早餐》，一代人一定有共性的东西。
杨庆祥：一个历史感，你可以不写历史，但是你的作品一定要有历史感。历史感不一定要写历史事件，那是历史，你要抓住后面这个东西。
我其实特别警惕80后去写历史，因为很容易成为一种传奇式写作，或者猎奇式写作，你没有办法提出问题。最重要的一些作家，托尔斯泰能提出问题，而这个问题过了十年之后它还能成为一个问题。为什么十年之后，读者不再来读你的作品了？就因为你的问题是一个假问题，时过境迁，这个问题消失了。什么是经典？它的问题能被反复生产，它才能够在不同时代得到回应，这才会成为经典。
张悦然：确实，我们这代人包括我后来看到90后，在技术层面上来说确实比以前的人越来越好，艺术、语言、技术包括阅读，但小说里面所承载的思考，是不是能够有突破。
杨庆祥：所以我一直提倡，更年轻的作家不应该写更娴熟的作品，甚至你要写一些粗糙的东西。因为这种粗糙的东西能够承载能够提出问题，50后那批作家其实是泥沙俱下，但是他们血肉感、生机勃勃，真是有元气，你会发现80后这一批作家越来越没有元气。
张悦然：现在作品写得越来越漂亮。
杨庆祥：看了就没劲。
我们“最中间”但不是“中坚”
北青艺评：怎么办呢？杨庆祥书中说，“从小资产阶级的白日梦中醒来，超越异己的失败感，重新回到历史的现场，不仅仅是讲述和写作，同时也要把讲述和写作转化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实践。”这是不是你为同代人开的一个药方？
杨庆祥：昨天看到龙应台的小文章，其中有一句话我很认同。她说，这个社会就像一辆公共汽车，大部分人都是坐在这个车上，也不看车外，随波逐流，这个车把他带到哪里去就带到哪里去。但是总是有那样一些人，他总是很好奇，一定要伸头，伸出车窗外看看这个车到底往哪里开。如果发现车开的方向好像和他想的不一样，他就喊出来了，这个车开错了，要调整一下。她说这就是这个社会里面的思考者。这种人越多，这个社会可能会走向一个更好、更高级的社会，如果这种人很少，这个社会就可能非常危险。
实际上我个人作为一个同时代的人，对80后这一代越来越偏激，如果站在2015年的节点上来看，我认为这是我们这代的思考者是失败的，我会非常坚决、可能有点刻薄地看我们这代人的状态，就是失败的一代。这个失败不是说此时此刻买不起房子的失败，或者此时此刻找不到工作的失败，不是。这种失败是针对1980年代初我们的父辈，他们对我们充满了期待，我们自己也对自己充满期待，以为我们可以走出一条新路，我们可以构建一个新的生活方式，甚至在最低的层次上，我们可以构建一种新的表达自我的方式。但是在2015年这个节点来看的话，这些全部都失败了。
抵抗有很多的途径，比如你写书或者你生产出一个特别有力量的产品，文化产品，也是可以的。从《小时代1》一直到《小时代4》，再到韩寒的《后会无期》，何炅的《栀子花开》，我们的这个文化生是恶化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我相信稍微有一点思考能力和鉴赏力的人都能明白到这一点，但是他们居然大行其道。在这样一个文化语境里面，就像张悦然说的， 80后正是社会“最中间”的力量，所以我对80后的一个描述叫做什么？中而不坚，你是在中间，但是你不坚硬，不坚挺，也没有抵抗的力量。什么时候停下来好好思考一下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和这个世界进行对话，如果有方子的话，这就是我想提供的东西，具体的路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文/罗皓菱
摄影/袁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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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稿件来源：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