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大学毕业的小龙完成两次跳槽后，7月份进了自己满意的一家单位，找工作的事终于“尘埃落定”。
就在他决定“不再跳槽”时，班上39个同学中，有18位已经完成人生第一次跳槽，一些同学毕业两个月，已经第二次跳槽了。
目前，2013届大学毕业生离校已有两个月。一份由本报联合大湘网发起的调查显示，1048位受访者中，47.51%的人毕业后在第一家单位待不满半年就跳槽，55.15%的人参加工作头两年跳槽次数达2次或2次以上。这些人中，90后占54.96%。
90后 毕业时跳槽如同家常便饭
在经历两次跳槽之后，小龙终于对现在签约的单位“感到满意”了。
2013届毕业生小龙走向社会的第一站，是进入某县级电视台。一同进这家单位的还有同班同学小曹。
半个月后，小龙开始讨厌这份工作，“我们想了解基层的人和事，但每天的工作不是开会就是跟某领导去考察。”两周后，他薪水都不要就离开了。小曹坚守一个月后，也离开了。
“从大学一年级开始，我就希望做传统的报纸，”小龙说，不久后，他应聘到某县一份不公开发行的“报纸”做采编人员。此时，小曹也应聘到了一家网络公司。
让小龙始料未及的是，这份“报纸”给他的工作内容一直是编采“单位企业来稿”。
“今天这个做得好，提高了效益，明天那个搞得好，引起了领导的重视。稿子都是县区里一些单位发来的，我们按这个套路编一些东西进去就可以了。”工作快一个月，他又连薪水都没要就走人了。
就在他选择跳槽的同时，班上多名同学也“跳槽不断”：6月，小林离开网络公司，到了一家房地产公司做企业宣传；另一位好友小孟也已离开签约的公司重找工作……
根据群里的聊天记录，小龙做过一个粗略统计：39位同学，除了8位至今没有工作的同学和2位不准备找工作的同学外，已找到工作的，有18位已经完成第一次跳槽。
小龙发现，“做得不开心”是大家群聊时常说的跳槽原因，“大家对钱看得很淡，如果单位不合胃口，何必强迫自己留下来呢。”
80后 毕业时努力寻找人生方向
余雄伟从株洲某师范类院校毕业时，正是2003年非典肆虐的时候。他记得当年“就业开始变得困难，国家提倡毕业生创业”。
从学校进入社会，余雄伟并没有选择回县城教书。“读大学时就一心想做市场营销，”他毕业后跟另一位同学创立一家文化传播公司，“主要向文化机构比如学校推销字典、词典。”
由于非典，学校等机构进行封闭式管理，公司当年9月宣布解散。这是余雄伟的第一份工作，仅干了4个月。
酷爱市场营销工作的他决定，到市场上学经验：他选择一家比较大的保健品公司，做起了保健品推销。底薪550元，外加提成。
6个月后，余雄伟意识到这是一份没有市场前景的工作。有一次，他跟一位好友聊天，发现很多类似他这样的毕业生都在“回炉锻造”：一些人回到技术学校重学一门技术，一些人花钱接受培训成为技术工。
这给他很大的启发：进入成人教育培训行业做市场营销，或是今后一条成功的路。
很快，他进入湘潭一家IT教育培训机构负责招生，兼一些文化教育课，底薪1200元外加招生提成和课时费。
2004年，国内培训业的春天来了。余雄伟的职业规划越来越清晰。不久，他离开这家公司来到长沙，在岳麓区跟一位师兄创立一家中小学生培训机构。
70后 毕业时看重能否自食其力
1999年刘尔罗从湖南某中医学院毕业时，国家对大学毕业生的政策从过去的统招统分，过渡到开始提倡“自主就业”。
“实际上就是双轨制：在市场找不到工作，你可以向国家要分配。”刘尔罗所在班级的24个同学，就他和另外一位同学选择自谋职业，22位同学“服从国家分配”。
从衡东县进省城念书的刘尔罗，跟当时每一位进城读书的学生一样，对户口十分看重。
1999年1月，刘尔罗被派遣到贵州某药企实习，5个月后，厂方通知他可以留下来。刘尔罗希望自己的户口能留在长沙，但这家药企表示无能为力。
回到长沙的刘尔罗开始找工作，不久应聘到浏城桥附近的东风制药厂。他清楚地记得，户口落在“胜利路326号”，如今这个地址早已不存在。
刘尔罗第一个月工资只拿了253元，但他非常高兴，因为终于可以自食其力了。253元能干什么？盒饭3块钱一顿，一天伙食费8块钱，这足够他活下去。
“毕业后如果不能养活自己，还向家里要钱，在同学中间是件很羞耻的事。”坐在书院路一家茶馆里，刘尔罗这样回忆当年毕业时的情形。
按照他的总结，当时几乎每位大学毕业生的首要任务都是找个单位，稳定下来，不要随便跳槽。“父辈给我们的教育是，万丈高楼平地起，所有成功的人都是从最基础的做起的。所以我们不挑剔，不计较，从最底层做起。”如今，他已是一家大药企的区域经理。
工作头两年，尽管工资从200多元涨到1500元，但刘尔罗从没想过结婚和买房买车的事。2002年初，他的父亲过世，母亲由他赡养，“我才发现我必须找一个有更高工资的工作。”
工作两年半，刘尔罗才完成人生第一次跳槽。
对话
“三代人职业观念的变化，体现了需求层次的蜕变”
潇湘晨报：怎样看三个不同时期毕业生毕业后的跳槽经历？
熊苹(湖南商学院工商管理学院人力资源管理教授)：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70后、80后、90后三个时代的人事业观念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从上述事例可以看出，70后毕业生注重生存基础，起步时只要能养活自己就得到了满足；到了80后这代人，开始注重自身的发展方向，起步就在谋划职业方向；而90后这代人，他们的关注点已经从基本的生存需求转向对自身兴趣点的发掘，跳槽意味着该公司(也就是平台)无法满足员工内心发展的需要，他必须依据自身的关注点重新找机遇。从三代人的跳槽经历，可以看出他们职业观念的变化，这种变化也正是符合了需求层次理论由低层次向高层次需求的蜕变。
潇湘晨报：在经历15年的社会发展后，从刘尔罗到小龙的时代，互为表里的消费观和工作观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熊苹：90后毕业生跟70后、80后毕业生相比，不在乎“钱”，比如薪水都不要就离职，说明当人类需求从低层级的生存需求向高层级的自我需求蜕变后，职业观念层面的进化也发生了变化：在90后看来，不像80后和70后那样为了生存而去从事某种不太喜欢的职业，他们希望活出“真我”，要找的工作是自己开心做的；当社会发展到温饱不愁的年代后，这种职业观会更加突出，甚至可能会发展为90后毕业后不找工作而蜗居在城市的某个角落，为自己的“理想实现”而暂时失业，而经济来源依旧靠父母提供。
潇湘晨报：温饱解决后，失业和半失业会成为未来社会中多数的常态吗？
熊苹：失业和半失业是劳动力供给与劳动需求在总量和结构上的失衡所形成的，是指具有劳动能力并有就业愿望的劳动者处于没有就业岗位的状态。从逻辑和历史的角度分析，失业和半失业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
在未来一定时期内，失业和半失业都会占有一定的比例人数，甚至还会有往上升的趋势。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模式的不断丰富与完善，这种失业和半失业会渐渐缩小。但，也不会完全得到解决，这源于资本积累引起的劳动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总趋势，即劳动供给超过劳动需求。
潇湘晨报：社会各方要怎样适应后温饱时代的消费和工作变革？
熊苹：我认为首先应注重“效益管理”，很好地将“人本”思想和法治、制度、观念相结合，作为管理的依据。
其次要强化“知识管理”和“能力管理”。借鉴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科学方法，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努力提高管理工作的时效性和艺术性。
第三，企业要尊重人才，倡导“素质管理”、“兴趣管理”。尊重人才就是要善于发现人才，积极培养人才，合理使用人才，“素质管理”要求我们在管理工作中强调教育在先、约束在后，以育人为本。“兴趣管理”就是组织多读书、读好书，积极营造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培养兴趣爱好，提高明辨事理、理性处理问题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