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几乎没有市委书记、市长与县委书记、县长的孩子上职业院校。”担任了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第四届理事会会长的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纪宝成说，“一些官员嘴里说要重视职业教育，但却没有人让自己的孩子上职业院校，社会应该反思职业教育尴尬的现状。”(4月16日《北京晨报》)
反对
特权护体怎会上职校
我同意网友的意见，应该删去“几乎”，即便用全称判断也错不了。环顾宇内，要是谁能从职业院校中找出一位市长市委书记的孩子，那就要成特大新闻了。不要说找不出市长市委书记的孩子，就连找出副市级、副县级领导的子女也难，说白了，要在职校里找出“官二代”殊为不易。
市长市委书记也是人，他们谁不希望独生子女能考取大学，而且是名校。此乃人之常情，可以理解。问题是，“官二代”中成绩有好坏，好的考上大学，没话说，实情是，成绩不好甚至不读书的也往往能考取大学甚至名牌大学。
此话怎讲？这种例外在我们这里叫特权，它不是存在于高考考场里，而是表现在考场外。据2009年1月21日《今晚报》报道，从2006年到2008年三年间，吉林省松原市共有13名获得省级优秀学生保送资格的学生，他们中的家长有三个副厅级、五个正处级、一个副处级、三个教育局科级，看不到一个普通老百姓家的孩子。一位深知内情的教育官员担忧地说：“保送成了官员子女上大学的‘绿色通道’。”
另据2012年4月3日凤凰财经披露，小康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舒富民在“教育的真谛与症结”论坛中表示，现在的大学比较势利，有很多超级录取是放在面上的，比如说著名运动员，著名的官宦子弟，有些领导人的子女成绩不怎么样，也可以被录取。
还有一种情况是，县市级一把手的孩子成绩实在不行，当年上不了最低录取分数线，当地高中也会安排他们复读或者改考艺术类课程，学校会集中最好的教师给他们上课甚至开小灶，以确保第二年考上。
要改变目前职业教育的困境，须加上二条，一是大学去行政化，实行自主办学，不必靠录取官员的孩子去讨好地方政府；二是破除特权，实现高招公平，堵死“官二代”上大学的“绿色通道”，促使考不上大学的“官二代”报考职业院校。唯其如此，职业教育才会受到地方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才能迎来良好的发展前景。
王学进
支持
人走高处 水流低处
平民百姓的孩子上职校都是无奈之举，领导干部的孩子为什么一定要上职校？
领导干部的孩子也是孩子，是孩子就有孩子的选择权。而现实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孩子们的追求是相同的，就像所有人的志向与追求一样，是积极向上、求好的，是想优先于同类人而提升自己的。有比职校更好的学校可上，为什么非要上职校？
抱怨领导干部的孩子不上职校的心态，其实是一种“仇官”心态。以往重“仇富”，而今重“仇官”，为富不仁者、贪污腐化者该“仇”，但这些被仇的“官”只是少数，并不代表时代的主流，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是勤政为民、廉洁奉公的。若因少数官员为民诟病，就仇视所有的官员，这是一种不健康的、心理失衡的社会病。毕竟，社会的和谐比什么都显得重要，所有人都应该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信任，更不能因为出现了像“我爸是李刚”的“官二代”就“仇官”。
无论是官员子弟还是平民孩子，对于出生，他们没有选择权。任何人不能要求官员子弟像平民孩子那样“吃苦”；同样，任何人也不能要求平民孩子像印度电影《流浪者》的台词那样“法官的儿子永远是法官，贼的儿子永远是贼”。平民孩子照样可以当官，其下一代照样可以成为官员子弟。
当然，“官二代”在接受教育方面肯定要比“民二代”占有优势，这是家庭条件和环境决定的。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是由于地位位置和水的属性决定的，没有必要大惊小怪。何况，父母的舐犊之情本身就是一种人性之爱，责怪领导干部的孩子不上职校，如果出于抱怨，还情有可原；若是出于憎恨，其本身就失去了人性之爱。而一个人和社会失去了人性之爱，任何言行都有可能成为“罪与罚”。
玫昆仑
建议
打通职教生向上渠道
官员子女对职业院校的不屑和老百姓子女就读职院的无奈，凸显了职业院校被“边缘化”的尴尬现实。
单就社会现实中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就业难”，与企业难招对路人才的“用工荒”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就足以让职业院校拥有“被选择”的独特优势，但缘何职业教育仍旧难脱舅舅不疼姥姥不爱的尴尬困局？人们对此的畸形认知和相关制度的政策“矮化”，当属重要原因。比如重学历轻技能，公务员考录拒招职教生，等等。
其实，正如纪宝成所言，人们轻视职业院校的实质是“拥抱资本、疏远劳动、轻视劳动者”。在“乐意当白领，不做工农兵，即便进企业，也留管理层”日益成为人们的普遍择业观念的背景下，以制造“蓝领”为业的职业教育如何能成香饽饽？
不错，“领导带头”送子女就读职业院校的确有引领社会的示范作用，但以促进“就业”为主的制度性指挥棒的魔力应该更具效力。换句话说，只有打通职教生的向上渠道，职业教育才会具有吸引力。比如，拆除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村官招考不准职业院校毕业生参加的制度门槛，让职教生同样具有进入公务员队伍的入围机遇；拆除职教毕业生在企业发展的“天花板”屏障，完善疏通其由工人序列向职称序列转变的制度设计，等等。
其实，在政府行政管理急需技能型人才，一线工人农民可以考录公务员已成大势所趋的背景下，将职教生拒之公务员门外明显表现出不合时宜，这不仅有悖高职院校与普通高校“平起平坐”的教育公平，也是对同为高校毕业生的人格权益的明显不公。
张玉胜
拉郎配不如靠需求
早些年流传“职教是半块砖，哪有缝往哪塞”，这笑谈放在现在，恐怕都不过时。职业教育在国外是项关乎国家直接生产力的教育模式，政府和社会都给予相当大的投入，而且学生毕业之后即刻成为香饽饽。新春期间央视播放专题节目《欧洲》，对德国的职教进行深刻剖析。很明显的对比是职教背景的蓝领工人，平均收入是白领平均收入的三倍。也只有在尊重直接劳动力的前提下，方可催生世界仰望的工业科技。
然而这种情况在我国却恰恰相反。中专、职教等学校处于极度边缘化的尴尬境地，不仅社会是这么认为，甚至连学校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大学扩招之后，职教面临直接性的打击，生源质量和毕业生前景的生存空间被挤压严重。这也导致了很多职教学校“破罐子破摔”，他们在教程课时、学生实习和新生招收等方面，都显得太多粗线条。
很多沿海城市招收模具机床操作工人，竟然连报名的人都找不到，不得已只能挑选本厂员工进行跨界“自学成才”。市场也已经用求贤若渴的焦急心态企盼人才输血，然而处于上游的职业教育发展到现在，依然处于不尴不尬的境地。
究其原因，社会依然缺乏对于劳动的根本尊重，大家更愿意和资本市场和公务岗位攀攀亲，这里面的诱惑和利害关系无需笔者赘言。职教产业现在也处于洗牌在即的阶段，大部分职教学校指靠国家补贴得过且过，缺乏自己特色教育。对于职教的提携，除了保持理想的补贴之外，对于自身造血功能的再建也是相当急迫的。从时间来看，这还真不是三五年就能见到成效的工程，从社会认可、福利、教材以及企业需求等各个方面，都是千头万绪。
而纪宝成作为高等教育工作者，能窥见职业技术教育的短板效应，是好事。但与其奢望于重要人物子弟的“拉郎配”，还不如背靠市场需求来得真切。
谢伟锋
■三言两语
●职教歧视，其实是知识歧视。贫穷在代际间延续，官员后代、富人后代在教育上比穷人的孩子更有优势，他们显然更容易赢在起跑线上。
——中国青年报
●过去立志当工农光荣，现在这么想大家会认为你傻。实际上，蔑视劳动才真有病。社会再变尊重劳动的价值不能变，让卫星上天让马桶不漏都是人才。
——魏进江
●纪宝成把当下社会风气归结为“拥抱资本、疏远劳动、轻视劳动者”；如果加上“拥抱权力”，就比较全面了。
——黑伟
●纪宝成，中国教育界富有个性、敢于直言的代表人物。
——鲁机正
●从来没有中国高等职业学校这种招生不设门槛，毕业不讲标准的“宽进宽出”现象。这种人才培养方式只会让社会越来越看低职教。
——谢亮
●职业教育，在其充满“重要性”的范畴里一路畸形。
——周靖国
●想让市长市委书记们带头让子女去读职校以达到“振兴职校”的目的，这是不是一个更不合道理的要求呢？这是不是“一旦入仕全家皆官人”的思想的变种呢？
——刘宇
●谁不希望人生的起点能够高一点？所以，只要不是孩子“不让上职校，就要跳楼上吊”，有几位家长会逼着孩子去读职校？
——钱思思
●纪会长，你会特地把你的儿(孙)子特地送到“职教”去支持职业教育吗？
——庾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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