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士之子近一甲子“寻父”记：父亲，你究竟是谁？
父亲，你究竟是谁？
烈士之子近一甲子“寻父”记
每个人心中，几乎都有父亲的形象。
对于74岁的刘玉平老人来说，从小就几乎没有见过的父亲的形象，是儿时记忆里的那张照片，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更是自己成年后历经数十载苦苦追寻终于弄清楚的身份：中国共产党党员，长期从事隐蔽战线工作，为了实现祖国统一牺牲在宝岛土地上，年仅37岁……
“辽沈战役打响前，我的父亲刘光典，以沈阳太原街福生西药房老板的身份，在沈阳做着医药生意。其实，那时父亲一方面经营医药生意，用赚来的钱作革命经费；一方面从事地下工作，为当时的东北解放军传递各种军事情报……”
北京西北方向，西山国家森林公园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上，作为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兼职教授，这位满头白发、精神矍铄的老人向前来进行体验式教学的党校学员们，以及专程前来祭奠的人们，动情讲述上世纪50年代在台湾隐蔽战线牺牲的无名英雄的故事，特别是父亲刘光典烈士和母亲王素莲光荣而不平凡的一生，讲述自己“寻找父亲”的故事。牺牲烈士的故事和他“寻父”、为父正名的故事，感动、感染着无数人……
本报记者方立新、李斌、乌梦达
黄海波、邰思聪、张漫子
跨越近一甲子“再相见”，是怎样的感受？共和国成立前一年即1948年诞生于沈阳中共地下情报站的刘玉平，一岁多以后就没有见过父亲，“再相见”已是近一甲子后——2008年11月在台湾见到父亲的一坛骨灰。
上世纪80年代末，一份当初被派往台湾的中共隐蔽战线牺牲人名单从台湾传回大陆。其中，“刘光典，旅顺人”短短六个字，揭开了一段尘封四十年的秘密。不久后，刘玉平才知道父亲刘光典是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一名“交通员”，自己的出生地就是一处中共情报站。
“父亲，你究竟是谁？”“他是怎样牺牲的？”……带着无数谜团，此后漫长三十年时间里，刘玉平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寻找父亲。
随着一个又一个谜团被揭开，真相终于水落石出：父亲是一位为在隐蔽战线开展工作不惜别亲离子、奔赴水火直至在他乡献出生命的潜伏者；北平解放后为实现祖国统一奉命南下进入台湾潜伏，后遭暴露、为躲避敌军追杀不得不如野人般在深山洞穴隐居四年的逆行者；遭到国民党反动派陷害背负无端罪名的“叛逆者”……其短暂、神秘的一生犹如电影般跌宕起伏。
2019年4月，怀着对父亲的深爱和对历史的责任，刘玉平老人满怀深情地将父亲从事革命工作、进行隐蔽战线斗争的历史及其牺牲前后的经过付诸笔端，出版了《寻找父亲——刘光典烈士的红色足迹》一书。
“这是一个儿子在找寻父亲的踪迹，他在努力拼凑起一个完整的父亲的形象；同时，这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对另一个共产党员表达的崇高敬意。”书前序言这样写道。
逆行
——这是一个真实的“潜伏”故事：1949年10月25日，新中国刚成立不久，人们还沉浸在喜悦中。他被中共情报部门一封信派往了台湾。多年的中共隐蔽战线情报工作，让他变成了一枚行走在刀尖之上的地下工作者。为完成祖国统一的最后一次情报工作，为了新中国最终统一的胜利，他选择与妻儿不告而别。
1954年2月底，位于北京市北新桥王大人胡同观音寺21号院迎来了几名新住户。一位年轻的母亲，带着自己的3个孩子以及一位保姆，搬进小院东侧的十平方米小屋。她叫王素莲，是刘玉平的母亲，刘光典的妻子。
此时新中国已成立近5年时间。观音寺21号院的住处，已不知道是王素莲一家第几次搬进的新家。
上世纪40年代后期，逃至台湾的国民党集团，调动一切力量，大肆屠杀在台共产党员和反对他们的群众。5年间，被杀、抓、关、教的涉案人员达10万人以上。这其中，刘光典作为中国共产党派去台湾执行地下秘密任务的“交通员”，成为被通缉的主要对象之一。在台湾旗山掘地为穴、坚持斗争的刘光典被叛徒出卖而被捕。
为此，台湾国民党集团故意制造刘光典叛变的假消息，混淆视听，这也就有了王素莲一家搬到更容易被监视的观音寺21号院的一幕。
出生于辽宁旅顺的刘光典自15岁便外出谋生，不仅做过医药生意，还接触过煤矿财会工作，青年才俊，一表人才。出生在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的王素莲，从小在淳朴的家庭教育中成长，又读了山海关师范成了有识女性。二人经人介绍相识，互生情愫，很快便结为夫妇。
婚后，二人的生活越过越好。但王素莲不知道的是，丈夫常年奔波于东北、华北一带，其实一直利用自己的商人身份，暗中帮助和保护百姓、抗日人员。
1946年，刘光典在上海结识了老资格的中共地下工作者、东北老乡洪国式。此时24岁的刘光典，不仅会英语、日语，还在医药生意场上轻车熟路。座上有嘉宾、家中有贤妻、膝下有儿女、手中有黄金，过着不错的生活。
刘光典完全可以过更好的生活。但此时，党急需能胜任隐蔽战线工作的忠诚战士。洪国式发现刘光典为人机警诚实，便向他宣传革命的道理。在党的教育、同志的帮助下，刘光典毅然做出第一个人生选择：参加革命，从而树立了共产党人的初心，成为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的战士。“只要人民需要，我在所不辞，既然工作需要，我可以试试看。”就这样，1947年年初，他成为中共东北社会部大连情报处的一名交通员。
为完成任务，刘光典经常离家外出，“以我母亲的文化素质以及对丈夫的了解，她隐约觉得我父亲在从事特殊的革命工作。”刘玉平说。因此，和大多数贤惠的妻子一样，每次刘光典外出，王素莲总是为他准备好行装，临行前细细叮咛。
刘光典不在家的日子里，三个孩子就交由王素莲一人照看。虽然有保姆帮忙，组织上也经常来人照看，但由于患有心脏疾病，她的身体一直十分虚弱，能做的只有默默承受一切，期盼丈夫归来。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刘光典迎来人生中的第二次重要选择。5月，他离开北平，先赴武汉，配合武汉解放。后前往香港，准备根据组织安排，秘密进入台湾岛，取回派入台湾的中共情报机构收集到的重要情报。
在祖国统一和个人、家庭的取舍中，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为防止家人担忧，他离开武汉时给妻子给家里写了一封信：我要到遥远的地方做生意，最长一、二年就会回家。届时如找不到，我会用刘芳这个名字在报上登出寻人启事。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举国欢庆，但王素莲一家在欢庆之余，没有等到丈夫回来。
此时，王素莲和孩子们并不知道的是，新中国成立不久，因中共地下党组织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叛变，不久，中共在台湾的重要情报机构被国民党特务机构破获，刘光典的身份也随之暴露。
某种程度上讲，蔡孝乾的叛变不亚于当年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造成的严重后果。由于他的叛变行为，导致本就薄弱的我党在台情报网遭到毁灭性破坏，千余人遭逮捕和杀害，整个台湾工委损失殆尽。吴石、陈宝仓、朱枫等地下工作者都被捕杀害。
此时，刘光典却不知去向，国民党特务机构发出通缉令：“重要在逃匪谍刘光典，化名刘先农，三十余岁，大连人，高等身材，平时喜穿棕色西装及蓝色中山装。一经发现立即逮捕。”
得知自己已经暴露的刘光典，冒险通过当地邮局给组织发出：“俊弟得急性脑炎亡故”的报警。随后，他找到另一位联系人王耀东，并从此与组织及家人失去了联系。而直到1955年去世，王素莲也没有等到丈夫刘光典的音讯。
追寻
——这是一个近半个世纪后才得以真相大白的故事：随着台湾局势日渐凶险，他在敌人的刺刀和通缉下一次又一次转移，隐姓埋名，窝居洞穴，瘦骨嶙峋，胡须和头发特别长，像个野人。但他一刻都没有放弃，他在深山里和台胞一起劳作生活，把剩下的钱都给了当地百姓，他逢人便说：共产党来了以后，一定给你们盖一所房子，让你们过上好日子。然而他做的一切鲜为人知，他牺牲许多年后，一名曾经入狱的地下党带回一份名单，才揭开了尘封几十年的秘密……
小时候，刘玉平心中最大的问号莫过于“爸爸去哪儿了”，这个问题甚至贯穿了他的前半生。
终于，在他43岁那年的春节前夕，刘玉平姐弟三人被召集到一起，参加一席由上级组织安排的盛宴。当晚，刘玉平第一次得到关于父亲的确切消息：刘光典，1949年奔赴台湾从事地下工作，后被叛徒出卖，不幸被捕牺牲，年仅37岁。
刘玉平的姐姐刘玉芳泣不成声。她一直相信父亲还活着，盼望有一天父亲能突然出现在面前。
有关工作人员告诉他们，这是有关部门根据一名在台被捕入狱后来刑满释放的台湾籍共产党员带回的一份名单得出的结论。名单记录了在台隐蔽战线牺牲的同志，其中有“刘光典，旅顺人”六个字。
不到一年，追认父亲为烈士的手续已办理妥当，他们的生活又归于平静。但刘玉平心中却总有问号不断闪现：父亲是怎样一个人？为何在革命即将胜利时离开优渥的生活、离开妻儿，奔赴无人知晓的“寂静战场”？他又是如何被捕牺牲的？
2008年9月，刘玉平的儿子刘新宇在网上搜寻爷爷的信息。突然，一个以“tw”为后缀的“奇摩”网页上跳出《一个匪谍逃亡的故事》紫红色的小册子，小册子旁边有一张插画，插画下的一行小字让他们大吃一惊：“刘光典是一名匪谍，他是匪中央政治局派台地工负责人洪国式的交通员，担负香港和台湾的交通联络。”
看到此物正在被拍卖，刘玉平立即委托台北友人不惜一切代价买下。这本小册子2008年9月30日即转交到他手中：它长7厘米、宽10.5厘米，封面正中央自上而下印有黑色楷书“一个匪谍逃亡的故事”，左下角印有“台湾省保安司令编印 四十四年元月”字样。其中《刘匪光典逃匿地区要图》详细记载了1950年3月1日起刘光典在台湾长达4年的逃亡生涯。
第三页上的一张插图立马吸引了刘玉平：一人身穿花格外衣、打着领带，下着西裤，脚上穿着皮鞋，手中提一只皮箱。另一人身穿粗布衣、挽着裤腿，在一台三轮车旁。
“这幅插图题为《在台北留宿三轮车夫家》，提皮箱的人就是我父亲刘光典！这是自打我一岁多父亲离我们而去后，我第一次看到他去台湾后的形象！”直到现在，一谈及再次“见到”父亲那一刻的心情，刘玉平就难掩激动。
通过这本册子，刘玉平获知了父亲曾在台湾南部海拔1000多米的旗山上，找到一个洞口仅50厘米宽、60厘米高、深一米一、高一米七的小山洞，在洞里度过了近4年缺衣少食、如同野人般的“原始生活”。
能得到这本小册子真是一个奇迹！刘玉平重新燃起希望：一定还会有更多档案，记录父亲在台的日子。
功夫不负有心人，不断搜寻到的资料，让刘光典在台湾的足迹日渐清晰起来。
在李敖主编的所谓《安全局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中，刘玉平获知，在战友王耀东的精心安排下，父亲南下逃亡过程中首先住进了台湾农民赖正亮的家中。父亲把一些菜金交到赖正亮手中，还跟他一起劳动，想要改变他捉襟见肘的生活。
然而危险不断袭来。随着敌人搜捕力度的加大，刘光典不得不离开赖家，住进王氏老夫妻家里，想办法离开台湾、回到大陆。但由于台湾严密封锁，他不得不躲进深山。有时在山中掘地为穴，有时在林中搭个窝棚。最后，父亲只能藏匿在小山洞中得以安身。
刘玉平说：“我常常想：从1950年春到1954年初，近4年的时间里，我的父亲在风声鹤唳的大搜捕中风餐露宿啊，居然没有一名台湾民众揭发他、举报他！”
在30多年追寻路上不断获得的他人描述中，父亲的形象也在刘玉平的脑海中清晰起来。
“尽管无法回到大陆，但他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让台湾同胞过上更好的生活。他所到之处都处处替台胞考虑，维护他们的利益。当他看到帮助他的王氏老夫妻家房屋破旧、上漏下湿，就对他们讲，共产党解放台湾后，一定给你们盖一所房子，让你们过上好日子。”刘玉平说。
一次刘光典了解到一名台湾籍地下党员由于拖家带口、生活无法维持，萌生投降的想法，于是刘光典马上找到他，把应急的200台币全部留给他：“你买点儿吃的，渡过难关，我们一起坚持下去。台湾一定能够解放。”事实上，那时的刘光典已经没有生活费，只能以编竹器换点零钱。
刘玉平说，父亲的为人让许多台胞都印象深刻。直到多年后，已移居美国的台湾老兵张家林，依然把与父亲在狱中的短暂相识经历写进了一篇回忆录式的散文里：
“我突然被调去8号，那里关的是刘光典，旅顺人。我们初见面，他就自报姓名，这点令我对他生出好感……刘光典长得高大英武，头发胡子都留得很长，像个野人……渐渐我发现他很能干，不但会说闽南话，还会说日本话。他绝口不跟我谈他所涉的案子，但是相处熟了，常常聊天。有一天谈到他父亲。他说‘我爸是沈阳火车站的调车工人。’我随嘴问出‘那么你干吗来台湾？’他说‘我奉命！’”
“我奉命”这三个字，张家林记了一辈子，他始终忘不掉刘光典说这句话时眼神里的笃定：“听他这么说，我感到这个人有种。当然，我知道他是真正的共产党了，可是不跟任何人说……”
被捕后的刘光典十分从容，面对严刑逼供毫不畏惧，始终没有透露一点组织的秘密，被秘密关押了近5年的时间。
5年的牢狱生涯，没有改变刘光典的信仰，但让台湾保密局彻底失去了耐心。在台湾当局当时编纂的“剿匪”手册中，这样评价刘光典：“匿居山间，掘地为穴，过着长年类似原始生活，仍执迷不悟，继续从事反动宣传，由此可见其思想受毒之深。”
刘玉平说，这是敌人给予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最高评价。
1959年2月4日，失去耐心的台湾保密局在台北新店安坑刑场杀害了刘光典。
正名
——这不是“一个人”的故事：在隐蔽战线上，有这样一群行走在刀尖上的人，生于黑暗，却追寻光明。他们战斗在无人知晓的寂静战场，出生入死，却甘于无名；胜利了不能宣扬，失败了不能解释，也许只有他们自己清楚，自己坚守的是什么。他们归来时，没有鲜花、掌声；他们牺牲时，甚至来不及给儿女留下什么。也许只有历史知道，他们是如何用生命改写春秋，换回今天的幸福生活。
2019年，刘玉平撰写的作品——国内首部经审批公开发行的反映在台隐蔽战线人员生活和斗争的著作《寻找父亲——刘光典烈士的红色足迹》，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真实的隐蔽战线斗争比影视作品中残酷和复杂千百倍，那些情报人员每天都游走在死亡边缘，承担着巨大的心理压力，甚至要一生背负骂名。
一个个历史细节被查了出来，刘光典等英烈的事迹也被更多人所周知。
2009年，刘玉平跟两位台湾籍中共党员一起，向中央有关部门建议，希望能建一处纪念场所，专门纪念隐蔽战线上的英雄。当时，全国各地有很多英雄纪念馆，但还没有单独为在台牺牲的烈士们设立的大型纪念场所。
很快，他们的请求得到了回应。2013年，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里，一座无名英雄纪念广场落成，专为上世纪在台湾牺牲的英烈所建。
沿着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的景观墙左右台阶拾级而上，两边的花岗岩墙壁上镌刻着烈士姓名，中间有许多留白和空格，以便未来发现新的英烈名字，可以随时增补上去。二层广场中央矗立着长14米、宽4米的纪念碑，正面是五组浮雕，背面镌刻纪念碑主碑文。广场各显著位置上还设有5段精制铜版铭文，主题分别是“忠魂”“光影”“家国”“信义”“追梦”。
就在这里，作为中央党校的兼职教授，刘玉平经常向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学员讲述英雄及他父亲的故事。在讲解结束时，很多人会摘下眼镜，揉揉发红流泪的眼睛。
李克农上将的孙子李凯城及刘光典的孙子刘新宇经过认真研究后介绍说，他们仔细梳理赴台隐蔽战线先烈们这个群体，发现他们原本大都衣食无忧、受过高等教育，有着不错的社会地位。陈宝仓将军、吴石将军是军队高官；朱枫烈士出身于浙江富商家庭；萧明华烈士毕业于北平师院，在学术领域已经有相当的造诣；汪声和烈士毕业于齐鲁大学经济系，在民航局有着体面优渥的工作；而刘光典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经济系……身处乱世本可以过着相对安稳富足生活的他们，却选择了加入党的组织，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这个人生轨迹，爷爷不是孤例和个案。”刘新宇说，那么多受过高等教育、可以“独善其身”的战友们，都选择了这条路，说明中国共产党这个组织确实有先进性，这个组织的理论和实践确实能够实现他们的理想。
《潜伏》原著作者龙一在《寻找父亲——刘光典烈士的红色足迹》一书的序中写道：“像光典先生这样的数以万计的地下工作者，其实都是普通人……他们之所以被称为英雄，既因为他们坚强的信念、崇高的信仰，也因为在为伟大理想努力工作的同时，他们仍需要经受每一个普通人都必须得经受的生存、家庭、健康、人情世故、社会关系所带来的困扰与折磨。”
一个个普通人，用自己的选择成为英雄。这些无名英雄名字不为人知，他们的事迹却并未被遗忘。
就在不久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烈士褒扬工作的意见》中指出：英雄烈士是民族的脊梁、时代的先锋，英烈事迹和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记忆和宝贵精神财富，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的力量源泉。
清明前后，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上，每天都会有很多人前来祭奠英雄。人们会在广场的碑文上看到这样一句话：“长河为咽，青山为证；岂曰无声？河山即名！”
人们缅怀崇敬烈士，而烈士的后人想念他们的亲人。
经过数十年的苦苦追寻，刘玉平已头发斑白，岁月在他脸上留下道道皱纹。60岁退休那年，为了纪念父亲刘光典，他专门请了一位雕塑家，对照父亲20岁时的照片，为父亲用青铜铸造一尊铜像。
刘玉平把铜像安放好，并写下了这样一句话：60岁的儿子，终日陪伴着20岁的父亲。
1991年父亲被追认为烈士后，刘玉平等烈士后代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安置了一个空骨灰盒，“走上了寻找父亲遗体的漫漫长路”。
经过多方找寻，2003年4月，台湾友人还真的在台湾六张犁墓地灵骨塔内发现了写有“刘光典”名字的骨灰坛。2008年11月9日下午，刘玉平等人乘坐的飞机在台北桃园机场徐徐降落。按事先安排，台湾友人等待他们的到来，共同上车奔向六张犁墓地。
友人陪他们进入骨灰厅，厅内放置着存放骨灰的木制骨灰架，架子是由一个个关闭的小木柜组成。友人打开了其中一个放置骨灰坛的木柜，一个高约30厘米，直径约15厘米的浅黄色瓷质骨灰坛，只见坛体上贴有一个用正楷书写着“刘光典”三个字的字条。
至此，时隔近一个甲子之后，刘玉平和姐姐、哥哥终于又“见到”了父亲。“60年一甲子，弹指一挥间。谁能体会我是怎样度过这两万一千多个漫漫日夜的煎熬，体会我找到一丝丝有关父亲的线索的激动，直至基本搞清父亲情况的欣喜。”刘玉平说。
他们取回了刘光典烈士一半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另一半，依旧放在台湾六张犁墓地灵骨塔。
刘玉平说，祖国还没有统一，等统一的那天，再将父亲的骨灰合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