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党而歌，与人民同行 新华社的红色序章这样写就
这是新华通讯社前身红色中华通讯社旧址。 新华社记者周科摄
这是红中社旧址内当年《红色中华》报编委会的办公室。 新华社资料片
1931年11月7日，她伴随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而降生。从诞生之日起，她便为党而歌，与人民同行。
她是新华通讯社的前身——红色中华通讯社。在中央苏区，新华社的先辈们谱写了她慷慨悲壮的红色序章，其中满是激扬的文字、奔腾的热血和不灭的信仰。
90年的时光赋予了她深沉持久的力量，从而描绘出中华大地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记录纷繁变化的时代风云，铭刻中国人民刻骨铭心的共同记忆，让人们得以深情回望历史，自信走向远方。
笔墨劲旅 青春激扬
1931年11月7日，一场上万人参加的提灯晚会在江西瑞金举行，演戏、放烟火，很是热闹。
此时，山外的世界，愈加动荡。美国大萧条波及全球，国际关系日益恶化，日本加紧对华侵略……当时的人们或许并没有意识到，赣南山村的一角将给中国乃至世界带来变迁。
就在那天夜里，从瑞金的崇山峻岭之间，发出了一条历史性特大新闻——“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发布这条新闻的就是红色中华通讯社。从此，新华社作为党中央直接领导的新闻机构，成为中国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红中社成立一个月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创刊。“报与社是一回事，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曾任红中社负责人的王观澜生前回忆说。
若稍加翻看下这一时期红中社工作人员的履历，就会不禁感慨，这是何等的朝气蓬勃又才华横溢。以瑞金时期红中社的7名负责人为例，他们任职时平均年龄只有30岁。其中，周以栗34岁、王观澜25岁、梁柏台33岁、李一氓29岁、杨尚昆26岁、沙可夫30岁、瞿秋白35岁，几乎每个人都有传奇般的经历。
周以栗毕业于长沙师范学校，教过书、搞过农民运动，曾协助毛泽东创办中央农运讲习所，还参加过武装起义。1930年秋，他带着一身的伤病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不久前，经党组织营救，他被国民党释放出狱。在狱中，他被折磨得死去活来，遍体是烧烙的伤痕。
来到瑞金后，周以栗除了担任过红中社负责人外，还担任过临时中央政府内务人民委员、红军总前委组织部长等职。他还是《红色中华》第一任主笔，报纸最初的报头就是由他所写。
李一氓24岁时曾参加南昌起义，曾任南昌起义参谋团秘书长，还曾在上海从事党的保卫工作，自然是能文能武。瞿秋白则更加为人熟知，他曾是党的最高领导人，知识渊博，论文著书，倚马可待。
战争环境下的红中社并没有完全稳定的班子和团队，人员也并非新闻科班出身，很少有人办过报，写过新闻稿。即便如此，红中社依然堪称笔墨劲旅。编辑部人员除采访、写稿、译电外，还兼刻蜡纸和校对，常常夜以继日地工作。
李一氓住在瑞金城，与编辑部所在地相距十里。每周六下午，他从瑞金城骑马到叶坪村，利用中央政府大厅做编写工作，晚上则随便找个地方过夜。第二天吃完午饭，发了稿，他又骑马回城。
编辑部位于一栋普通的客家茅屋内，整个房屋占地面积不足200平方米。“条件简陋到只有几张桌子，组稿、写稿、编稿、校对，我们都是一肩挑，什么都干。”此后担任红中社秘书长的任质斌当时只有16岁，他记得当年虽然办公条件简陋，但大家夜以继日工作，虽然很累但心情舒畅。
在《红色中华》百期纪念时，当时的领导同志特别提出：《红色中华》向困难作顽强斗争的精神，值得全苏区的党政工作同志学习！
人民喉舌 唤醒工农
是什么力量让百姓铁了心跟党走？答案，或许就写在红中社的一篇篇报道中。苏区的读者亲切地赞誉《红色中华》是“我们苏维埃人民新生命的表现”“全苏人民的喉舌”。
“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宪法大纲明确揭示——人民，是这个红色政权真正的主人。
千百年来，在中国这片古老土地上，从未发生如此新奇的变化。底层群众获得了选举权和土地，工人实行8小时工作制，妇女翻身解放，儿童实行义务教育，全体苏区人民享受民主权利。
根据《红色中华》1932年2月17日刊载的一篇报道：“苏维埃选举运动，这一个运动的实质，是改造各级苏维埃，建立强有工作能力的苏维埃政权，来领导和执行目前革命斗争的任务，决不是一个普通的选举运动。”
经过不断改进，苏区选举工作日臻完善。1934年1月1日，《红色中华》第139期刊发了梁柏台写的文章《今年选举的初步总结》，认为这年的选举宣传动员工作明显改善，选民登记普遍进行，吸收了最广大的群众，妇女代表占了很高的比重，群众的提案也是这次选举的一大亮点。
这些提案涉及扩大红军、优待红军家属、消除市面现洋与纸币的差异现象、修理道路桥梁、设俱乐部列宁小学等问题。“由这些提案中可以反映出群众的要求，使苏维埃在日常工作中更加注意完成这些提案。”梁柏台在文章中写道。
当年，群众不识字、无文化是一个普遍现象。因此，加强文化建设，提升苏区军民文化水平的问题摆到了特别重要的位置，这也成为红中社报道的一大领域。
《红色中华》第122期刊发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两周年纪念对全体选民的工作报告书》。《报告书》深刻指出，只有在苏维埃政权之下，工农群众才有受教育的权利与可能。一年来苏维埃对于文化教育事业已在着力的进行。小学、夜校、识字运动与俱乐部运动，已在各地广泛发展起来了。
战争环境下，苏区想方设法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1931年11月之后，苏区几乎村村都办起了列宁小学。师资不够，就开展师范培训教育；没有校舍，就把祠堂腾出来；没有课桌板凳，就用门板和砖头搭起台子；组织人员专门编写列宁小学课本。
为了改进报道，《红色中华》在创刊一周年之际专门发表了一篇业务文章《本报一周年的自我批评》，其中写道：“我们觉得‘读者通信’是要开始建立起来的，尽量的发表苏区中工农劳苦群众的意见，他才可以真的成为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的报纸。”
经过各方面的努力，《红色中华》成为中央苏区发行量最大、影响面最广的报纸。“它的发行，由几百几千而突破了三万，走向着四万，是一个群众化而得到群众爱护的报纸。”那时，邓颖超是《红色中华》的热心读者，也是一名活跃的撰稿人，为了庆祝“红中”百期刊，她写下了《把“红中”活跃飞舞到全中国》的祝愿。
胸怀世界 志存高远
即使是在中央苏区，党中央和红军的日子依然过得紧巴巴，他们为此专门通过《红色中华》号召要节省一切可以节省的开支：“如客饭，办公费，灯油杂费，都须尽量减少，尤其纸张信套，更可以节省使用。”
虽然地处偏僻的小山村，生活工作环境艰苦，红中社这批青年却胸怀世界，志存高远。他们在《红色中华》上开设了《国际风云》《世界零讯》《国际时事》等栏目，几乎每期都刊载国际新闻。
在国际报道中，《红色中华》较多转载塔斯社、路透社等国外通讯社稿件，内容多关乎莫斯科、伦敦、华盛顿这三大信息中心，可以让苏区的读者了解到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状况。
“巴黎城各大街，除百货商店饭店杂货铺肉铺外，其余都闭门停业。晚间各商店的电灯，大半熄灭，素来称为不夜城的巴黎这次却变成了一个寂寞的都市，呈露着黯淡萧条的景象。”从《红色中华》第59期的报道，我们能看到1933年初巴黎街头的大致景象。
苏联，则是《红色中华》关注最多的国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方面面。当时，苏联诞生不过十余年。红中社以极高的热情，好奇地打量着这个既亲切又遥远国度的一举一动。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自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建立了国家工业化的强固基础，第二个五年计划，更注意于国家电气化一项，最近苏联人民委员会颁发关于建立水电工程的命令。”《红色中华》以欣喜的口吻报道了苏联取得的各项经济成就，尤其是工业生产的飞速发展，并向读者表示这是“在胜利中前进着的苏联”。
在战争环境下，红中社还把革命乐观主义与浪漫主义展现得淋漓尽致。1934年1月22日，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沙洲坝开幕。会议期间，苏区举办了各种各样的体育比赛、歌舞晚会。红中社记者对大会代表的生活进行了细致观察，在记者眼里，香樟下喜庆的歌舞，田野中涌动的绿浪，一切都散发着新生的气象。
两天后，《红色中华》刊登了特写《一个精彩的晚会》，讲述22日夜晚参会代表和各机关观众三千多人观看演出的情景。当晚的演出“大腕”云集，报道中说：“这几个要角是全苏有名的明星，表演极为努力，特别是王燊、李克农两大滑稽博士，一举一动，一声一笑，无不令人捧腹绝倒。”
是什么样的信念，让红中社的这群青年们在缺衣少食的日子里，依然怀揣梦想，畅想诗和远方？1934年2月3日的《红色中华》上，一篇署名朱华的稿件给出了答案：我们的心完全一样，我们共同娱乐，共同生活，共同战斗，共同胜利，共同争取全中国的解放！
热血铸魂 信仰如磐
1934年秋，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准备战略转移。10月3日那天，红中社就停止了新闻广播及对外发稿，开始踏上征途。
此时的周以栗，已重病缠身。他不能随大部队行动，党组织决定安排他去上海治病。1934年11月，陈毅派出一个班的部队护送他与其他干部，从江西于都出发。
一天夜里，他们休息时，突遭敌人包围。周以栗在突围时壮烈牺牲，时年37岁，他是新华社为中国革命战争英勇捐躯的第一位烈士。
很快，中央苏区也陷入绝境。从1934年11月瑞金失守至1935年2月，中央苏区在三个月内几乎全部沦陷，许多村庄被杀绝户。在这样的危急关头，瞿秋白依然领导着韩进等少数几个人组成的编辑部留在了苏区。
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下，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怎么保住性命，而是如何继续出版发行《红色中华》。他们坚持四个月之久，共发行24期《红色中华》。
为了给敌人制造中共中央和主力红军没有转移的假象，《红色中华》版式不变，期号延续，继续宣传扩红、征粮。那时，编辑部转移到了于都县黄麟乡井塘村，报纸的印刷则在会昌县白鹅乡梓坑村的深山密林中，两地相距约20华里。
在韩进的回忆中，这一时期的《红色中华》最初坚持每周出版三期，后来由于环境恶化，每周两期，最后不得不一周一期。
历史细处不忍卒读，一旦翻开，可能每一个字都带着血痕。
在今天的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珍藏着一张被烧毁的报纸残页。这是目前所能发现的瞿秋白在苏区出版的最后一期《红色中华》，为1935年1月21日第264期报纸。
1935年1月，瞿秋白的肺病愈加严重，《红色中华》被迫停刊。在向闽西突围的路上，他不幸被捕。福建长汀罗汉岭下白露苍茫，瞿秋白唱着《国际歌》坦然走向刑场，盘腿坐下，饮弹洒血，慷慨就义。
1935年，是中国共产党新闻史上、中国现代新闻史上悲壮的一年。
曾任《红色中华》代理主笔的梁柏台，和瞿秋白同年生人，同年被捕，同年牺牲；23岁的红中社秘书长徐名正跟随瞿秋白行动，也在1935年2月突围途中被捕，在长汀英勇捐躯，时年23岁……这是党的新闻工作者对党无比忠诚的生动写照，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坚守本身就是一种信仰。
新华社老社长郭超人曾言：“在革命的历史长河中，新闻工作就是革命工作，新闻记者就是革命战士……在革命战争年代，新闻工作，绝不是一种单纯的职业，更不是一种谋求个人生存和发展的手段，而是为人民、为民族解放的神圣革命途径。”
新华社的先辈们所树立的历史丰碑，不仅由于他们用自己的鲜血浸染而辉煌灿烂，更由于他们崇高的理想和信念而永世长存。（记者 赖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