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中国观｜干春松：世界纷乱，中国为什么能做“擎天柱”而不是“威震天”？

　　本文转自【中国新闻网】；

　　(东西问·中国观)干春松：世界纷乱，中国为什么能做“擎天柱”而不是“威震天”？

　　中新社北京10月23日电 题：干春松：世界纷乱，中国为什么能做“擎天柱”而不是“威震天”？

　　中新社记者 张素 张蔚然

　　北京环球影城近期向公众开放，以好莱坞大片为设计原型的变形金刚基地场面火爆。“变形金刚”故事所展现的问题冲突，被认为是电影对现实世界的投射——各国是选择做守护公平正义的“擎天柱”还是诉诸霸道暴力的“威震天”？

　　尤其是，随着中国国力发展和国际地位上升，一些西方人士在看中国时套用西方殖民时期的逻辑认为，一个国家要强大，则必然要通过对外行使霸权获取超额利益，中国也不会例外。

　　中国为什么能做“擎天柱”而不是“威震天”？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副院长干春松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以跨越中西的眼光解读为何“胸怀天下”的中国却敢言“永不称霸”，不认同“国强必霸”。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从古至今，“胸怀天下”代表了中国人对自身和秩序的理解。中国为何能形成“天下观”并传承至今，历史上中国搞过霸道霸权吗？

　　干春松：拥有数千年不间断文明史的中国一直秉承“协和万邦”的理念。支撑这种理念的是中国人的“天下”观念。“天下”一词在先秦文献中就被广泛使用，不仅包括地理和制度上的“天下”，也包括价值意义上的“天下”，依托儒家对和谐秩序的价值体认，认为不同的文明之间可以通过文化传递而实现共生共存。这种价值也体现为“王道”对于“霸道”的矫正。

　　“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等观念是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当时的各城邦国家，在逐鹿中原过程中，更注重以更高的文明令人“心悦诚服”地“远者来，近者悦”，来建立一个共同体，这也是儒家“天下观”的源头。

　　不难看出，中华文明的演进方式与西方早期在地中海等地出现的文明不太一样。从埃及、罗马到波斯，这些文明很大程度上以“取代性”为特色。儒家则强调“共存”，很多民族在中国的土地上，互相吸收融合，实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

　　儒家思想摒弃“霸权”“霸道”，主张超越国和家的“天下为公”愿景。儒家的天下理想不否定“国家利益”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合理性，但不能将“国家利益”视为终极性的价值，而是追求人类共同利益的“天下”目标。

　　天下秩序从来不基于统治疆域的大小，而是建立在道德示范性的仁政秩序。从历史的维度看，霸权霸道绝不是中国人所追求的“世界观”，中国所走的绝不是“国强必霸”之路。

　　中国古人将天下秩序视为处理各民族关系的最高价值，这一方面使后人能基于这样的文化的根性对现实的不完满保持批评的态度；另一方面，也赋予文化“自省”的态度而非“傲慢”孤芳自赏，这在我们对待外来文明和其他民族的态度上有着充分体现。

　　中新社记者：您提到中华文明有“自省”的态度而非“傲慢”孤芳自赏，从历史维度看，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如何兼收并蓄并相得益彰？

　　干春松：中国古代有“存二王之后”的制度安排，意思是王朝更替时要在某一个地方保留旧朝文化，这种制度安排，事实上造就了不同制度和文明形态的融合。更值得肯定的是，这肯定了文明文化之间绝非“消灭”与“被消灭”的关系，而是不断累积不断丰富的过程。

　　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的典型事例是佛教的传入。东汉末期佛教传入中国时，古人并未特别大惊小怪，因为对于有“天下观”的中国人来说，文化“无外”，文化的边界是无限的。

　　古代中国人发明了“格义”的方法去理解佛教，也就是说从本土的道家和其他文化资源去接受佛教。大量的佛教经典翻译成汉语之后，佛教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在审视、吸收和批判过程中完成了佛教本土化。

　　与佛教类似，基督教、伊斯兰教进入中国后，中华文明均对其接纳吸收，变外来宗教为中国化宗教。如果说不少西方人认为战争是文化理解的一种方式，中国人则认为不同文化应在磨合过程中实现兼收并蓄繁荣发展，健康的融合不是一方把另一方“吃掉”，如果一方未曾从另一方文化中汲取营养，那么这样的“融合”并无价值。

　　在“走出去”交往方面，中华民族坚持交往合作而非侵略扩张。2000多年前，中国人开通丝绸之路，推动文明平等交流；600多年前，郑和七下西洋足迹远达非洲，在这些过程中，中国人并未有殖民之企图，而是以物质和文化交流的方式来融入当地。

　　不同的文化应当通过对话沟通取长补短，而非走向“文明的冲突”。“美美与共”的自觉，不仅是对中华文明自身精神特质的阐发，也可以为处理全球化时代不同文明之间关系提供价值支撑。

　　中新社记者：在您看来，中西方对“霸道”的认识有何不同？一些西方人为何会产生“国强必霸”这样的对华误读？

　　干春松：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厘清楚现代民族国家的逻辑原理。17世纪中叶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奠定了以民族国家为基石的现代世界治理体系。它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一起，构成了充满战争和掠夺的“内外有别”的秩序。

　　民族国家体系所内含的本国利益优先的立场使得国家的对外功能完全服务于对内功能，强势国家得以通过经济和军事等手段掠夺其他国家，构建起全球差序格局，这种事实上的霸权体系与中国的天下观念在价值上迥然不同。

　　为了适应这个新的世界，中国现在也是民族国家的一员，但我们始终站在“和平、包容、开放”中华文明根性的高度，反对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也不认同霸权体系。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秉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关心、同情和帮助欠发达国家，不与“霸道”为伍。因为霸凌的世界秩序违背了儒家“天下为公”的精神，也不会是人类理想的秩序。比如，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处理中东地区危机的时候，不顾当地的文化基础，强行制度移植，这些实践的后果都给当地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

　　追求人类和平是有识之士的共同愿望，比如康德就提出过永久和平的愿景，哈贝马斯也提出了世界公民的概念，启发人们以超越民族国家的高度去思考人类的共同利益。在气候变化、流行传染病等全球性问题面前，霸权体系不仅无力解决，更暴露出自身的不可持续。

　　一些西方人从“冲突不可避免”的认识出发看待中国，得出中国“国强必霸”的判断，这是套用自身逻辑来解读中国，结果是陷入价值观的误区，暴露了这部分人既不理解中华文明的根性，也不熟悉中国发展史，此种“傲慢”与“偏见”必须摒弃。中国人对国际合作有自己的价值坚持，各国之间利益的平衡是重要的，但人类应在利益平衡基础上追求价值的平衡机制，增进文化的相互理解。

　　中新社记者：中国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与传统的“天下观”有何关联？中国人对“共同体”的思考为人类文明互鉴带来哪些启示？

　　干春松：民族国家体系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这样的体系会忽视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生活方式的合理性。近代以来的数次战争，都是这种体系内在矛盾的体现。近几十年来出现的国际性组织和地区性的联合组织都是从“超国家价值”的角度来运作的，这都是试图构建共同体的尝试。

　　中国人爱讲同呼吸、共命运，中华文明推崇“四海一家”“包容开放”，这为全人类拉紧祸福相依、安危与共的命运纽带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随着全球化深入，当前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关系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何处理国家利益和全人类的利益，成为国际关系的突出问题。近来发生在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让许多人感叹“文明冲突”的预见，然而站在中国文明的角度，并不是要验证文明冲突预言的准确性，而是要寻求避免冲突。对此，蕴含儒家仁爱观念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呈现出的局部利益和整体关切之间的辩证统一，可以为我们理解人与人、个人与国家、国家与人类、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提供借鉴。

　　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的提出是有深厚文化基础的，是中国人整体思维和天下情怀在处理多元文化关系时的典型体现。

　　如果我们从长时段的眼光来看待人类文明之间的交往，可以发现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都经历过冲突甚至排斥的过程，正是在碰撞冲突中人类学会了和平相处。因此我们应当努力通过对话与互鉴实现相互了解。在文明的互鉴中，吸收其他文明的经验，发掘自身文明的生命力，这是各国都需要的“文化自觉”。

　　对中国而言，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世界的潮流进行有机结合，将使中国优秀的传统价值观为人类理解自身的可能前景、创造共生的环境提供一种东方智慧。(完)

　　受访者简介：

　　干春松，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副院长，中华孔子学会常务副会长，哲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儒家哲学、中国政治哲学等。著有《制度儒学》《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王道政治与天下主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