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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筚路蓝缕 勾勒文明脉络——纪念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

2021-10-18 08:43:00
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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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7日,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纪念大会在河南省三门峡市召开。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大会致贺信,令考古工作者心潮澎湃。

  100年前,也是在这样的深秋,位于三门峡市渑池县的仰韶村遗址迎来科学发掘的第一铲。优美古朴、图案绚丽的彩陶破土而出,将一段距今5000年至7000年的灿烂史前文明画卷逐渐铺陈在世人面前,中国现代考古学也由此发轫。

  经过几代考古工作者栉风沐雨、青灯黄卷,不同时期的重要文化遗存不断被发现和发掘。从仰韶文化、红山文化到良渚文化、龙山文化,从巩义双槐树、偃师二里头到安阳殷墟、广汉三星堆……中华文明的历史轴线不断被拉长,历史信度不断在增强,文明细节不断被丰富。

  科学的考古发掘,深刻改变了国人对祖先和历史的认知,也向世界系统、完整地揭示了源远流长、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走过百年历程,今天考古愈发吸引社会各界尤其是年轻人的目光,每有重大发现,即成网络热点,不断激发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

  

  溯洄:找寻失落的文明印迹

  坐落在黄河南岸一块黄土台地上的仰韶村,三面环水,抬头可见葱茏的韶山。80岁的村民王二保家的小院里,还保留着一口老窑洞。100年前,中国政府矿政顾问、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研究员、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考察时就借住在这里,王二保的父亲是安特生的助手之一。

  安特生(左二)在仰韶村首次发掘时的留影(资料照片)。新华社发(三门峡市委宣传部提供)

  1921年10月,秋风微凉。在中国政府的许可下,安特生与袁复礼等中国学者来到仰韶村,进行了36天的正式考古发掘,共开挖17处发掘点,出土大批精美陶器、石器,还有骨器、蚌器等珍贵遗物。

  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的安特生旧居(10月15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李安 摄

  在此之前,安特生已经来过仰韶村。“1921年4月,安特生在村南冲沟的断崖剖面上,发现了石器和彩陶片共存的地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新伟说,“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个平平无奇的豫西村落之下,很可能存在着一处中国远古时代的重要文化遗存。”

  半年后的发掘,使一种新的史前文化类型被发现并以“仰韶”命名。“仰韶文化”不仅是中国第一个通过考古发现认识到的史前文化,更填补了当时对中国没有新石器时代的认知空白。学界普遍认为,这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端。

  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的仰韶文化博物馆(2020年7月15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李安 摄

  一块块红褐色陶片上,变幻莫测的纹饰令安特生着迷,但他错误地判断,以彩陶为代表的仰韶文化可能并非本土起源,而是从中亚地区传入。

  彼时,新文化运动风起,在提倡民主科学的思想解放潮流的冲击下,史学界掀起以古史辨派为代表的“疑古思潮”,外国学者普遍认同的“中国文化西来说”,也博得不少本土学者附和。

  中国文化究竟从何而来?“‘中国文化西来说’深深刺痛了当时的很多中国学者,也更激发出他们通过考古资料重建古史的热情。”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说,“中国上古有什么样的人文和政治景观,中国文化的源头到底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成为国人热切期盼解决的问题。”

  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文化博物馆展出的陶碗(10月15日摄)。新华社记者 许雅楠 摄

  肩负寻根问祖、证经补史的使命,中国第一代考古人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等分赴多地,“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先后发掘了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山东章丘城子崖遗址等重要遗存。

  殷墟第一次发掘,董作宾(右)参与测量绘图(资料照片)。新华社发(安阳市殷墟博物馆提供)

  “百年考古,发现了从旧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一系列重要遗址,建立了考古学分期标尺,理清了发展谱系,证明从古至今中国文化的发展是一脉相承、不曾间断的。”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说,“以考古发现为基础,通过整合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中国考古学界提出了有充分依据的更为可信的中国上古史基本框架。”

  如今,仰韶村遗址的第四次发掘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依托愈来愈丰富的考古材料,远古先民的社会生活图景被不断还原。

  求索:不断延伸的历史轴线

  “仰韶村遗址的发现,将中国史前社会发展史从文献记载的夏商时期,向前推了至少2000年,成为研究中国早期文明化进程的承上启下的重要支点。”陈星灿说。

  经过百年来的不断探索,仰韶文化的面貌逐渐清晰。作为中国分布范围最广的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涉及10个省区,延续时间长达两千余年。有学者认为,仰韶文化在黄河流域持续稳定发展,并强力向四方施加文化影响,为后来统一文明的建立提供了重要根基,形成了“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

  “修国史,写续篇”,从李济、梁思永到夏鼐、苏秉琦,几代考古人秉承初心、筚路蓝缕,通过对一个个重大文化遗存的发现和发掘,中华文明的历史轴线不断延伸。

  我们究竟从何而来?周口店遗址的“北京人”,不仅是有关远古时期亚洲大陆人类社会的罕见历史证据,也阐明了人类进化的进程。

  黄帝时代的都邑在哪儿?郑州双槐树遗址的发现,使距今约5300年的“河洛古国”掀起盖头,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双槐树遗址(2019年8月27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李安 摄

  夏朝是传说还是真实存在?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勾勒出“华夏第一王都”的辉煌气象,华夏国家在此完成由多元向一体的转型,“最早的中国”由此启程。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2019年10月19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李安 摄

  汉字的童年是何模样?安阳殷墟的大量刻辞甲骨,将中国有文字可考的信史提前到了3300多年前,商王朝迎来揭秘时刻。

  通过考古发掘,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得到实证,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以及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的贡献不断被揭示,丰富和深化着我们对祖先和历史的认知。

  二里头考古遗址公园(2019年10月16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李安 摄

  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以宏大巍峨的“曲悬”架构、“一钟双音”的绝妙构造、丰富生动的错金铭文,引发今人对先秦时代礼乐文化的遥想。

  陕西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的发掘,让“势如彍弩,节如发机”的泱泱秦军重现人间,为研究秦代历史、军事制度及文化艺术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彰显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的恢弘气象。

  位于陕西省临潼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一号坑内出土的陶俑(2007年5月28日摄)。新华社记者 王颂 摄

  长沙马王堆汉墓中,“辛追夫人”千年不腐,素纱禅衣、T形帛画、云纹漆钫、中医帛书……全方位呈现2000多年前的西汉“精致生活”。

  参观者在仰韶文化博物馆内观看展品(10月15日摄)。新华社记者 李安 摄

  一壶、一罐、一妆奁、一帛书,只需要一个物件,就可以将史书中密密麻麻的铅字,化为可感知的存在,述说那些宏大叙事背后的真实细节。

  参观者在仰韶文化博物馆内拍摄浮雕(10月15日摄)。新华社记者 李安 摄

  “发现和构建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这是中国考古人的根本任务。”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说,“感受、阐释和宣传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既是中国考古人的使命,也是我们的荣幸。”

  进发:风华正茂的中国考古

  半空中,嗡嗡作响的无人机持续盘旋拍摄;地面上,3D激光扫描设备的机械臂上下翻飞;探方外,崭新的考古大棚拔地而起,甚至自带监控及预警系统;实验室里,碳十四测年、DNA分析等技术应用更是令人目不暇接……当年,骑着毛驴、紧握手铲的考古前辈们或许很难想象,中国田野考古会变得如此充满科技感。

  工作人员在仰韶村遗址第四次考古发掘现场作业(10月15日摄)。新华社记者 许雅楠 摄

  “虽然早在20世纪60年代,夏鼐先生就已将碳十四技术引入考古文博界,但多学科交叉研究和高科技手段应用成为常态,得益于两个国家级工程的引领和示范。”李伯谦说。

  游客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观看展出的卜甲(2018年10月12日摄)。新华社记者 李安 摄

  1996年,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启动,这是我国第一个多学科交叉联合攻关考古课题的科研项目。五年后,吸纳更多学科参与、运用更多现代科学技术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时至今日,科技考古已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在高精度测年、人骨研究、材料属性分析、同位素分析、遥感监测等方面均取得丰硕成果。

  100年来,中国现代考古学懵懂起步,艰辛探索,始终砥砺前行。尤其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中国现代考古学迎来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

  工作体系愈发健全、专业队伍不断壮大、工作规模不断扩大,一系列重大考古成果得以揭示。同时,曾经的冷门学科正在“热”起来,成为“显学”,“自带流量”不断引发公众关注:良渚申遗、三星堆上新等话题频上热搜,“考古盲盒”等文创产品供不应求,众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遗址博物馆成为网红打卡地……无声的历史文化遗存,正以生动鲜活的方式与公众跨时空对话。

  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的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10月15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李安 摄

  “百年考古取得的丰硕成果,夯实了民族文化自信的基石。”河南省文物局局长田凯表示,“细观中华文明走过的路程,自然而然就有了文化自知、文化自豪、文化自信。”

  面向世界,中国考古人不断加快“走出去”的步伐,从游离在国际考古学边缘,一步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央。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引领下,我国派出30多支考古队赴国外开展合作考古项目,足迹达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与多家国外科研机构、博物馆等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游客在河南安阳殷墟宫殿宗庙遗址内的车马坑参观(2018年10月14日摄)。新华社记者 李安 摄

  “考古‘走出去’,促进了我国考古人与各国学者的交流,中国考古的国际学术话语权和影响力不断提升,为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做出了中国考古学者的贡献。”王巍说。

  历史和文明,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根之所系、脉之所维。正是考古,在为我们寻回那关乎历史遗产与文明根脉的一块块“拼图”。

  “面向未来,中国考古人会继续发扬‘以物论史、透物见人’的学术传统,以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为己任,推动我国从‘考古大国’向‘考古强国’迈进。”陈星灿说。

 

[责任编辑:杨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