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记者们的灵魂拷问：讲真话VS“黑”中国
原标题：洋记者们的灵魂拷问：讲真话VS“黑”中国 “这场令人厌烦的反华信息战几乎耗光了我的新闻职业理想”
长期以来，西方社会鼓吹“新闻自由”，宣称媒体独立，事实果真如此吗？
《环球人物》杂志10月16日出版的最新一期杂志，刊发“特别报道”《洋记者们的灵魂拷问：讲真话VS“黑”中国》，集中揭示了那些客观真实报道中国而被西方社会围攻与陷害的媒体人的遭遇，展现了他们的反驳、苦闷与抗争。
以下为报道全文：
“我完全被震撼了！”当新西兰小伙子安迪·博勒姆第一次来到中国，之前的想象很多被推翻了，“与东南亚其他城市相比，南宁是一个充满活力、美丽干净的城市，这与我想象中脏乱、落后和危险的中国，完全是两码事。”
2009年夏天，安迪从越南河内坐上通往中国的大巴车。“对当时的我来说，中国是一个特别陌生、难以接近的地方。”在中越边境海关，当看到值守的中国边防军人时，安迪竟有一丝担忧。接着，大巴车通过海关进入广西，穿越重重山区时，正值大雾天气，他和车上其他的外国人开始紧张，在一片白茫茫中，他不知道大巴车将去往何处。直到在南宁下车后，安迪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第二天，安迪和朋友走上南宁街头，不停交流着，“我们从未听说过南宁这座城市，但这里竟然比惠灵顿（新西兰首都）更有现代感！那么，北京、上海、深圳会是什么样子？”
“重新认识中国，你经历了怎样的过程？”《环球人物》记者问。“对我来说，对中国认识的改变，与其说是过程，不如说是一个瞬间。”安迪说，这个瞬间就是广西的大雾散去，他清晰地看到这个国家的第一眼，“我突然意识到，我之前对中国的所有看法，都仅仅来自西方媒体的报道。这些报道也像大雾一样，遮住了我的双眼，这更让我下决心了解真实的中国。”
后来，安迪到中国求学，并有了一个中文名字安柏然。在复旦大学攻读硕士期间，他在上海多家媒体实习，“那是我的专业内容之一，也是我的兴趣所在”。毕业后，当他规划自己的未来时，决定在一家中国的对外媒体工作。“这让我有机会向世界各地展示我所看到的真实中国，告诉国外观众，他们对于中国先入为主的看法很可能是错误的。”最终，安柏然成为英文媒体《上海日报》的专栏作家和视频编辑。
近两年，有越来越多像安柏然一样的外国媒体人，看不惯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偏见和歪曲，出于内心良知，纷纷用实际行动向国外民众讲述真实的中国。
“用BBC的方式”成了一个梗
“几天后我将放弃从事了30余年的新闻工作，至少是暂时的。这场令人厌烦的反华信息战几乎耗光了我的新闻职业理想。”9月28日，西班牙一家新闻社驻华记者站负责人哈维尔·加西亚在推特上连续发布14条消息，宣布自己将告别新闻行业。这位从业30余年，曾在巴基斯坦、委内瑞拉、德国等国从业的资深国际新闻记者，对西方媒体的对华造谣抹黑已经失望透顶。
加西亚曾在推特中表达过自己的新闻职业理想：“在我看来，国际记者的基本功能是在文化之间架起桥梁，而不是围墙，这只会导致更多的战争。”加西亚2018年到中国，3年来，他为了这个理想持续努力着，力求告诉西方民众一个真实的中国。他乘坐京张高铁，在张家口、延庆走访了北京冬奥会大型比赛设施；在南京等地出现散发疫情时，他形容中国的所作所为是“有爱的隔离”；在新疆，他深入棉田，告诉西方读者根本没有所谓的“强制劳动”；他赞扬中国的生态进步，用数据说明，“从1980年至今，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已经从12%增加到23%”。然而，当加西亚报出这些所见所闻的时候，却遭到了西方媒体的指责。“信息操纵在公然发生，每天都多达几十个。谁敢与之对抗，试图保持客观和公正的立场，便会被指责为拿到了中国政府的报酬，甚至更糟。”
加西亚说，西方媒体标榜的所谓“新闻自由”今天已经演变成十分低级的套路：“说一模一样的话，不能跳出既定剧本，一次又一次地强调‘共产主义’有多糟。”他试图唤醒西方媒体和观众：“相比继续在中国身上挑刺、挑起对立，我们更应努力去了解中国，学习中国模式的积极意义，就像中国学习西方成功经验并付诸实施一样。”
不过，加西亚的声音非常微弱，西方媒体的“低级套路”仍然每天被疯狂复制着。
“用BBC的方式”是B站上很热的一个梗。一个名为“歪果仁研究协会”的UP主，制作了一期武汉疫情暴发一年后的回访。但是，当他将视频素材发给“BBC视频编导”时，却被频繁挑刺。“那不重要！”当UP主提醒“BBC视频编导”的改编违背了事实，就会得到这样的回答，几种“套路”被清晰地展现出来。
首先，拼接采访回答。一位医务工作者回忆了2020年2月武汉封城后，社区居民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画面。“BBC视频编导”看了很生气，要求“多加一些配音和沉默”“减掉对于事实没有意义的内容”，随后，原本阳光灿烂的画面被调成暗黄色调。在配音中，UP主强调武汉是一座没有人出现的“鬼城”，配乐变成诡异风格，医务工作者的话被重新拼接：“很多人的生命在那个春天就停止了，我不得不去一个社区做一些基础的工作，我妈妈对此表示很遗憾。”
其次，放大负面情绪。一位快递小哥回忆起封城期间的送餐场景时，乐观地说：“我感觉很自豪，感觉整条马路都是我的！”但经过“BBC视频编导”剪辑，只保留了快递小哥因感动众志成城而擦眼泪的镜头，一旁的画外音却是：“他冒着生命危险，被强制劳动。”或许编导也觉得应当让快递小哥说句话，所以勉强剪进去一句“中国加油，武汉加油”，画外音马上跟上：“甚至，他现在还要一直背诵灌输的口号。”
再次，掩盖数据真相。一位美甲店老板介绍，政府给了她22万元贷款，很多小商户靠这些挺过了疫情寒冬。但经过剪辑后，美甲店成了背景，一个中国季度GDP柱状图被放了出来，用极为醒目的方式强调2020年第一季度GDP跌幅达到6.8%，故意将第二、三、四季度迅速回暖的柱状图砍掉了。美甲店老板的话也被剪辑：“我没有任何收入，还要支付员工的工资和房租。”画外音跟进：“很多小店还不起贷款，正常生活难以为继。”
最后，预设报道结论。视频最后，一名市民表达了对武汉未来的美好憧憬。“BBC视频编导”无奈，因为这名市民没一句话“能用”，只好让她出现了一个满脸严肃的“空镜头”。配音干脆“硬上”：“虽然我问了街上的大部分人，这一年恢复得怎么样，但大多数人选择了沉默，不难发现，虽然大街上都是人，但他们的恐惧情绪仍未散去。”
这个视频发布后，“用BBC的方式打开中国春节”“用BBC的方式打开王冰冰vlog”“用BBC的方式打开华农兄弟”纷纷横空出世，无论多么欢乐祥和、轻松愉快的视频，被网友“用BBC的方式”打开后，都变成了黑色、阴暗、压抑的格调。
美国知名专栏作家、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迈克尔·希尔奇克在《洛杉矶时报》上撰文，批评抹黑中国的“实验室泄漏论”。
虽然荒诞，但西方媒体普遍就是“用BBC的方式”报道中国的。预设报道结论，是西方媒体报道中国的通病。拼接采访回答、放大负面情绪、掩盖数据真相，都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今年10月8日，美国知名专栏作家、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迈克尔·希尔奇克，撰文批判《华尔街日报》为了抹黑中国，不择手段炮制新冠病毒“实验室泄漏论”这一反科学做法。希尔奇克披露，《华尔街日报》上相关文章的两位作者都没有经过病毒学专业培训，一个研究物理学，另一个是专攻乳腺病的制药商。两个“外行”用4篇在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作为发现支撑新冠病毒是人为设计制造的“有力证据”。希尔奇克找到一篇论文的作者，作者表示自己被利用了，相关研究“并没有为寻找病毒起源提供任何有意义的线索”。而经过调查，希尔奇克发现另外3篇论文也不能支撑“实验室泄漏论”，其中一篇论文甚至明确说：“我们不相信任何类型的基于实验室起源的假设是合理的。”但这却被《华尔街日报》删掉了。
“坏消息总能被卖出去”
2020年3月，在中国疫情形势严峻时期，安柏然回了一趟新西兰。当他从奥克兰机场入境时，只收到了一本有关新冠病毒的小册子，被工作人员进行了不到5秒钟的问话，便自由地走出了机场。回到上海后，安柏然在机场被详细询问了很多问题，测量了数次体温，并同机上乘客一同被送往检测中心，在核酸检测呈阴性后，还进行了14天隔离观察。
安柏然将这些拍成vlog，在海外社交媒体受到高度关注，点击量超过345万。出乎意料的是，安柏然的vlog在新西兰被广泛传播，并成为热门话题后，竟遭到了很多质疑和诋毁。不少西方网友说，安柏然被“洗脑”了，视频内容不真实。“疫情发生后，我失去了一个20多年的朋友。他认为，疫情暴发是中国的错，我在中国工作，在支持一个邪恶的政府。”安柏然试图维持这段友情，不断把所见到的一切说给朋友听，但对方拒绝接受，并将安柏然拉黑，“对我来说，这也是一场道德斗争，如果他真的认为我在支持邪恶，那么就不再是我的朋友了。”
有这种经历的，还有很多外国人。德国女孩海雯娜在社交媒体上为中国仗义执言，让很多人看到真实的中国。西方媒体坐不住了，德国《世界报》记者对海雯娜进行了视频采访，但篡改采访内容，联合英国智库ISD发表长文《中国的诡秘宣传者》。文章诬陷她是一个“危险的宣传人员”，说这名21岁的女孩“收了中国的钱”“与中国合作针对德国进行政治宣传”。对于诽谤，海雯娜奋力反抗，在法兰克福地方法院提起了诉讼。后法院判决，诽谤海雯娜的几名记者必须修改原文，支付赔偿费，且不得再写诽谤海雯娜的文章。
蹊跷的是，败诉后，拥有《世界报》的德国媒体集团斯普林格拒绝接受法院判决。更夸张的是，这篇诽谤文章后来居然出现在“德国新闻记者奖”的名单中，获奖类别是“IT和通信”。有基本常识的人就可看出，这篇报道与“IT和通信”没有任何关系。
法国作家、记者马克西姆·维瓦斯曾在2016年和2018年两度赴新疆考察采访。2020年底，他的专著《维吾尔族假新闻的终结》在法国出版。书中，他驳斥了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和“人权观察”组织编造的“种族灭绝”“关押百万维吾尔人”等言论。
接受媒体采访时，维瓦斯坦言，自己扮演了“自杀炸弹手”的角色，“我告诉自己，我将花费大量时间精力来完成它，特别是我不能在其中犯任何细微的错误，以免被抓住把柄，成为媒体攻击我的‘武器’”。然而，尽管小心翼翼，他还是被攻击了。一家名为《冻结图像》的媒体采访他后，将采访内容剪裁，并对其进行指控和羞辱，称他为被中国重金收买的“骗子”。在法国收视率很高的电视节目C8上，一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著名哲学家也对维瓦斯不满，并进行恶意攻击，称其为“褐色人物”。这是一种暗示，因为当年纳粹武装组织冲锋队就身穿褐色制服。一时间，维瓦斯在社交媒体上受到无休止的谩骂，不得不关闭评论功能。
安柏然对《环球人物》记者说，每当遇到质疑，他首先做的一定是努力将真实的中国讲给对方听，但最后，这种交流就会变成一场辩论。“而且辩论还会以对方哑口无言作为结束，无论是谈到新冠肺炎疫情、涉港问题、涉疆问题，无一例外。但是，对方知道自己要输了，就会甩给我一句话：你当然会为中国说话，你是《上海日报》的。”
安柏然喜欢在脸书上分享中国见闻，每当拍下中国的美景、美食，以及一些和政治毫不相干的内容时，评论区里总有人贴出类似回复：“可是，他们没有民主。”安柏然认为，这种执念是西方社会的悲哀，“他们总是觉得，只有西方的民主才是民主，而中国人过得很压抑”。现在，安柏然已经意识到，自己不可能说服那些抱有偏见的人，因为他们先入为主，只想获得满足他们内心偏见的信息，拒绝接受那些来自中国的真实状况。
安柏然认为，一些西方媒体给他们的受众灌输了“自由”的错觉，但事实远非如此。“有些西方媒体已变成点击率和广告的奴隶，新闻更像是一种娱乐产品，而不是为满足公众知情权服务。这就是它如此戏剧化、充满负面和冲突的原因。”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坏消息总能被卖出去，“这意味着记者编辑要寻找负面新闻，当它们不存在时，就要以负面视角来构建原本无害的新闻，在根本不存在冲突的地方制造冲突”。
当安柏然以亲身经历报道中国脱贫攻坚的巨大成就时，西方读者会立刻贴上“宣传”的标签，因为它不够负面。“可是，一个积极的故事，怎么变成消极呢？这是西方媒体的根本缺陷。”安柏然注意到一种新现象，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时，出现了一种新句式：中国取得了成就，但代价是什么？“比如，中国战胜了德尔塔病毒，但代价是什么？中国消除了贫困，但代价是什么？言外之意就是，你正在笑，但背后一定有人哭。”其实这种现象恰恰说明了中国的进步，西方媒体从一味否定中国，开始用上“先扬后抑”的套路。这是因为无论西方怎么抹黑，中国在脱贫攻坚、抗击疫情、经济发展、生态保护等方面的现实成就，就摆在那里，西方媒体最终是瞒不住的。
“他们是困在机器里的受害者”
“没来之前，我对中国的感受是复杂的。”安柏然坦言，他对中国的最初印象来自电影《卧虎藏龙》，竹林、田园、武侠震撼了他，这也是西方人对中国的普遍印象。“但西方人也认为，这些美好只是中国的过去，现代中国与之毫无关系，一定是封闭、落后的。”安柏然说，对于没来过中国的人，说服总是苍白的，但对于来过中国的人，事实更有说服力，偏见也更有机会纠正。“我妈妈在来中国的飞机上，以为一下飞机就会有很多人向她乞讨，但中国有句话：百闻不如一见。她一到中国，所有的偏见都没有了。”
维瓦斯记得，他在2016年初到新疆时，一件事情震撼了他。“在一个体育馆中，一个维吾尔族姑娘穿着紧身裤，悠闲地坐在酒吧旁边听音乐。这可是在一片居民中伊斯兰教信徒众多的地区啊，如果当地政府任由宗教极端势力横行，那么这些女孩一定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除了厨房，不能进入任何地方，可能在13岁时，就成了一个母亲。”
由于疫情原因，这两年外国人亲临中国的机会少了很多。“本来来到中国的外国人就少，这两年又特别少，其中还不乏抱有政治目的的人。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国外媒体就有了更多以讹传讹的空间。”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媒体话语权：美国媒体如何影响世界》一书作者张国庆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媒体话语权》出版于2012年，“这几天出版社编辑和我联系，想要再版，但我懒得出，为什么？因为我发现现在的美国媒体、西方媒体，已经越来越不像媒体了。”张国庆认为，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以美国媒体为代表的西方媒体经历了辉煌阶段，“那种专业精神、批判精神、调查精神，是现在无法相比的，媒体也相对自律。”但从80年代末和90年代末的两次合并潮开始，再到本世纪初，资本的力量越来越深刻地介入其中，“所以我们从西方媒体身上看不到专业精神以及理想主义了，它们已经赤裸裸地沦为资本和政治的工具”。张国庆说，西方媒体已经异化，根本不是自己原来研究的范畴了。
针对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抹黑，张国庆反问：“为什么西方媒体不在中国股市和中国足球这两个问题上给中国支支招？”这个调侃意味十足的“灵魂之问”让人反思，“他们偏偏要在抗击疫情、脱贫攻坚、民族政策等中国做得很好的地方挑毛病”。张国庆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这是学渣教学霸读书，你信他，就上当了，他们的目的就是诱使你犯错误。”
西方媒体频繁抹黑中国，根本原因是对中国制度和道路的恐慌。“其实他们，尤其是政客和财团都知道在抹黑你，但也必须得抹黑。决定一个国家话语权，最根本的在于综合国力。”今年5月12日，西方记者组织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发布最新年度报告，依然充斥着对中国的偏见，“但是我全篇读完后发现，这个报告客观上起到了肯定中国的作用”。张国庆说，报告提出了一些对中国的担忧，“但这些所谓担忧恰是中国做得好的，比如中国主动开展对外传播，讲好中国故事”。他总结，西方媒体机构还要继续对中国诋毁，但有时候不得不“用反对你的方式，来肯定你”。
“随着疫情慢慢消散，将来一定会有更多外国人来到中国，把真实的东西带回去。”张国庆对未来充满期待。
在中国生活时间越长，安柏然就越爱这个国家。但他第一次感受到中国力量，不是在中国本地，而是在他的家乡。2016年11月14日，新西兰南岛中部地区发生7.5级地震，很多游客被困在当地的村庄，而中国驻新西兰克莱斯特彻奇总领馆当天就派了两架直升机展开救援。“我们当时看到，很多欧洲人、美国人和中国人在一个村庄里，从眼神可以看出，他们是由衷地羡慕中国人，并在心底问：我的祖国在哪里？”
去年武汉解封后，安柏然两次来到武汉采访，“我在解封第二天去了一次，依然有很多人不出来，这在西方简直难以想象，即便在隔离期间，西方国家也有不少人偷偷聚会”。在今年7月河南发生特大暴雨灾害时，安柏然来到河南新乡的一个农村，这个村庄由于泄洪被淹没了，“积水没过了膝盖，但是当地没有老百姓抱怨，而且积极乐观地参与自救和重建”。安柏然说他还不能完全理解中国人身上的这种精神，只能模糊地形容：“好像大家想的都一样。”《环球人物》记者告诉他，中国人把这种精神称为“集体主义”。
“对于很多西方读者而言，没有负面内容的涉华报道是没有公信力的，因为很多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时，选取的角度都是负面的。”但安柏然不想迎合这种趣味，他也并非觉得中国是完美的，“我只是想把一个真实的中国呈现出来，哪怕只能影响很少人，也是一种成功。”有时，他甚至有些同情专门写中国负面报道的同行：“他们也是困在机器里的受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