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20世纪后50年新西藏社会经济发展三次飞跃

　　《十七条协议》解决了西藏的主权问题，民主改革解决了西藏的政权问题，自治区成立解决了西藏的制度问题，全国人民的支援解决了西藏的长治久安问题

　　20世纪前50年，旧西藏经历了三次重大危机，社会动荡不已，边地屈辱不堪；20世纪后50年，新西藏发展实现了三次飞跃，经济快速发展，各民族安居乐业；如今的西藏，已彻底摆脱了束缚千百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发展基础之实前所未有、发展机遇之好前所未有、发展后劲之足前所未有

　　文 | 刘伟

　　回首《十七条协议》签订的前后经过，正是在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共同努力下，达成了和平协议，也正是这个伟大的和平协议，使西藏全境获得和平解放，协议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明确了西藏的主权归属。协议签订后，纪律严明的解放军以和平方式进军，以实际行动帮助西藏人民，得到了西藏广大僧俗民众真心实意的拥戴和欢迎。

　　西藏和平解放以后至达赖集团叛逃境外之前，《十七条协议》一直是西藏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是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共同履行的法律性文件。

　　3月29日，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技术工人在拉林铁路进行接触网精调作业 焦宏涛摄/本刊

　　民主改革解决了

　　新西藏政权属性问题

　　如果说，《十七条协议》解决了西藏主权归属问题，民主改革则是解决了新西藏政权属性问题，从两种政权并存到建立统一的人民政权，实现了西藏社会发展历史性飞跃。

　　《十七条协议》签订，虽然使西藏正式回到祖国的怀抱，但当时西藏地方政权机构不统一，以卫藏为中心是以达赖为首的噶厦政府，掌管西藏绝大部分地方，以后藏日喀则为中心有班禅的堪布会议厅，在昌都有新成立的人民解放委员会。1954年9月，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并分别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同年12月，班禅喇嘛在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在北京期间，经过商议并在国务院会议上通过，决定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1956年4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拉萨成立，达赖喇嘛为主任，班禅喇嘛、张国华为第一、第二副主任，阿沛·阿旺晋美为秘书长。专程赴藏参加筹委会成立大会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宣读国务院命令，并代表国务院授予达赖喇嘛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印鉴。

　　本着毛泽东对西藏工作“慎重稳进”的方针，进藏解放军、地方干部和西藏爱国力量积极执行和维护《十七条协议》，扩大了爱国统一战线，民族隔阂逐步消除，民族团结和西藏内部的团结得到加强；1954年底，康藏、青藏公路通车，1956年，民航在拉萨试航成功，极大地改善了西藏交通运输，增加了物资供应，保持了物价稳定，赢得了基层群众对共产党、解放军的信赖。

　　《十七条协议》除了提到几个“不变”，如西藏现行政治制度不变，达赖地位职权不变，尊重西藏人民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寺庙的收入不变等。协议也提到西藏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要逐步发展西藏的教育、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如此，西藏有必要进行改革，但协议第十条细致地提到，有关西藏各项改革，中央不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

　　1956年10月，达赖喇嘛与班禅喇嘛共同赴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活动，结束后班禅喇嘛即返回祖国，达赖喇嘛一到印度即受到国外势力及流亡美国的达赖哥哥及西藏地方政府原官员夏格巴等人的包围和鼓动，他们力劝达赖喇嘛留在印度，组建流亡政府，争取美国和联合国的支持。达赖喇嘛在游说中瞻前顾后，滞留印度不归。

　　正在印度访问的周恩来总理抽出时间，连续三次找达赖喇嘛谈话：“周总理给达赖喇嘛转达毛主席的指示说‘毛主席要我告诉你，已决定西藏在六年之内不进行民主改革。六年之后是否改，仍然由西藏人民和你们决定。毛主席希望你早点回西藏。’周总理指出，有人想把你留在印度搞‘独立’是行不通的。闹独立，反对中国，是叛国行为。……世界上有人喜欢听骂共产党的话，你骂一次共产党，他可以给你一些钱，再骂一次，还可以给些钱，骂三次四次以后，你拿不出什么新鲜内容，人家听着也没什么味道了，也就不再给你钱了。何况你骂共产党，并无损我们的事业胜利发展。”31 周总理苦口婆心晓之以理，使达赖喇嘛解除了在改革上的顾虑，于1957年2月由陆路经印度噶伦堡到达西藏边境小镇亚东，4月回到拉萨。

　　西藏广大农奴和奴隶急切盼望改革，而西藏反动上层为了维护三大领主既得利益和特权反对、阻挠并拖延改革。

　　为什么怕改革、反对改革？我们看看当时是怎样的西藏：“1959年之前的西藏，实行的是一个比欧洲中世纪还黑暗、落后的政教合一制度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占西藏总人口不足5%的农奴主占有西藏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垄断着西藏的物质精神财富，而占西藏总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没有生产资料和人身自由，遭受着极其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挣扎在极端贫困的悲惨境地中，根本谈不上做人的权利。长期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统治窒息了西藏社会的生机和活力，使西藏日益走向没落和衰败。”32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而西藏上层一些坚持分裂立场的顽固分子则是为自己谋私利，甚至为了保护自己的特权，不惜勾结国外势力破坏协议，背叛祖国，他们制造分裂的活动一直没有消停。

　　1952年，司曹鲁康娃和洛桑扎西支持西藏地方非法组织“人民会议”不断在拉萨闹事，反对《十七条协议》，要求解放军撤出西藏。在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交涉下，达赖喇嘛同意将两个司曹撤职。33

　　1955年，噶伦索康到康区煽动武装叛乱，1957年成立“四水六岗”卫教军。1959年3月以“卫教”名义从其他藏区汇集到拉萨的武装分子已有数千名之多；8日，达赖喇嘛原定10日到西藏军区看演出，受到煽动的2000多市民和一些武装分子包围了达赖居住的罗布林卡，阻止去军区看演出。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给达赖喇嘛连去三封信，要求西藏地方政府制止武装挑衅，达赖喇嘛也回复了三封信。12日给谭冠三政委的复信说：“对于发生的以保护我的安全为名而制造的严重离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事件，我正尽一切可能设法处理。”16日复信说：“现在此间内外的情况虽然仍然很难处置，但我正在用巧妙的办法，在政府官员中从内部划分进步与反对革命的两种人的界线。”但是，在次日即17日深夜，达赖喇嘛在噶伦索康等人及美国中情局培训的藏籍特务挟持下，逃离拉萨去了印度。

　　“达赖喇嘛离开拉萨后，叛乱分子调集约7000人，于3月20日凌晨向党政机关发动了全面进攻。人民解放军在忍无可忍、让无可让的情况下，于当日上午10时奉命进行反击。在藏族爱国僧俗人民的支持下，仅用两天时间，就彻底平息了拉萨市区的叛乱。”34

　　虽然达赖喇嘛逃亡路上宣布成立“西藏独立国临时政府”并在抵达印度即发表了声明，宣称“西藏是独立的国家”，但中央人民政府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大局出发，仍对达赖喇嘛采取耐心等待态度，对他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一直保留到1964年。

　　“鉴于西藏上层反动统治集团已经完全走上叛国的道路，1959年3月28日，周恩来总理发布国务院命令，决定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地方政府职权，由十世班禅额尔德尼代理主任委员职务。与此同时，中央人民政府提出‘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领导西藏人民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民主改革运动，彻底摧毁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实现了百万农奴和奴隶梦寐以求的当家作主的权利。”35

　　在人类发展历史上，很多国家存在过农奴制，由于其制度的落后和严重侵犯人权，相继被废除。“法国于1794年宣布废除奴隶制。1807年、1833年，英国先后通过《废除奴隶贸易法案》和《废除奴隶制法案》。1861年，俄国以自上而下的和平改革废除了农奴制。1865年，美国联邦政府凭借南北战争的胜利，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废除了奴隶制和强制劳役。……1948年，联合国通过《世界人权宣言》明确指出：‘任何人不得使为奴隶或奴役；一切形式的奴隶制度和奴隶买卖，均应予以禁止。’1956年，联合国专门通过了《废止奴隶制、奴隶买卖及类似奴隶制的制度与习俗补充公约》，要求各缔约国采取一切实际而必要的立法及其他措施，逐渐地和迅速地加以完全废除。”36

　　搬开绊脚石，西藏历史的脚步得以轻松迈进。西藏民主改革废除了封建农奴主所有制，废除了农奴对三大领主的人身依附，消除了封建农奴的压迫和剥削，废止了旧西藏的法典和野蛮刑罚，农奴和奴隶获得人身自由，成为新西藏的主人，开始享受国家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民主权利。这些，都是西藏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变革，是划时代的飞跃。2009年1月19日，出席西藏自治区九届人大二次会议的382名代表一致投票表决同意，将每年的3月28日设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以纪念50年前在西藏进行的民主改革。《人民日报》为此评论道，“民主改革是新中国对世界人权事业的又一重大贡献。”“民主改革是国际废奴运动的重要里程碑。在二三百年来一些国家的奴隶制和农奴制堡垒被相继攻破之后，西藏的民主改革彻底解放了长期生活在痛苦和屈辱中的百万农奴群体，并使他们迅速开始了现代化建设进程，其伟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绝不亚于发生在世界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废奴运动，有力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37

　　民主改革废除了政教合一制度和寺庙在经济上、政治上的特权，参与叛乱的寺庙的土地及生产资料给予没收，没参与叛乱的寺庙土地生产资料实行赎买，全部分配给之前寺庙所属的农奴和奴隶，实行政教分离和宗教信仰自由，寺庙实行民主管理。

　　停止使用藏币、藏钞，人民币作为全藏流通唯一合法货币。群众手中的藏币藏钞限期予以兑换。

　　实行了土地改革。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出台了《关于废除封建农奴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决议》，对参加叛乱的农奴主的土地和生产资料给予没收，对未参加叛乱的农奴主的土地和生产资料实行赎买。据统计，“共没收和赎买农奴主土地280多万亩，分给20万户、80万农奴和奴隶，农奴和奴隶人均分得土地3.5亩多。世代为奴的劳动人民站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彻夜狂欢，他们欢呼：‘达赖的太阳照在贵族身上，毛主席的太阳照在我们穷人身上。现在达赖的太阳下山了，我们的太阳升起来了。’”38

　　民主改革彻底摧毁了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反动政权，逐步建立起了新西藏各级人民政权，以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1961年，西藏各地开始实行西藏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普选，翻身农奴和奴隶破天荒第一次获得了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到1960年底，全区共建立乡级政权1009个，区政权283个，78个县和8个专区（市）的人民政权也建立起来。这是西藏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39

　　1995年11月，我采访了西藏民主改革第一个乡级政权——古荣乡。第一任乡长欧珠当时已退休。他对我说，古荣以前太穷了，很多人到外地流浪乞讨。因为欧珠是种地好手，为人正直，在1961年夏天的民主选举中，被选为乡长。他有一儿一女，儿子成长为解放军军官，女儿在家务农。30多年过去，每家每户都盖了新房，有的已翻新了两三次。当时，已有村民自组的建筑队、运输队，还办起了公司。我将采访内容写为通讯报道，刊发在《人民日报》上。

　　西藏白朗县农业科技示范园，山东济南援藏干部鞠正江（右）、程凤国（中）和园区工人一起将采摘的西瓜装箱（2019年5月29日摄） 张汝锋摄/本刊

　　自治区的成立从根本上解决

　　西藏的制度问题

　　民主改革为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扫清了社会制度障碍。如果说，民主改革解决了西藏的政权问题，西藏自治区的成立，则从根本上解决西藏的制度问题，这是新西藏发展道路上一次跨越式的飞跃。

　　1965年9月1日，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拉萨召开，“选举产生了西藏自治区自治机关及其领导人，宣告了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阿沛·阿旺晋美当选为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一大批翻身农奴担任自治区各级政权机关的领导职务。西藏自治区的成立，标志着西藏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开始全面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西藏人民从此享有了自主管理本地区事务的权利，与全国人民一道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40

　　1954年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宪法将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原则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纳入国家根本大法。1951年签订的《十七条协议》规定：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1955年3月，国务院专门召开会议，通过了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明确了筹委会的“主要任务是依据我国宪法的规定以及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和西藏具体情况，筹备在西藏地区实行区域自治”。41

　　1956年4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拉萨成立。本来西藏可以更早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然而，1959年3月西藏叛乱和达赖喇嘛出逃印度，使西藏社会文明进步迟滞了若干年。

　　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正式颁布，明确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这给西藏人民充分行使自治权利提供了法律保障。

　　自治区成立以来，西藏人民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法，积极行使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的权利，已先后制定、颁布了300多项地方性自治法规和规定。历任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和自治区政府主席均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藏族公民担任。

　　仅是2016年，在西藏自治区县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中，全区有181万余名选民参加了选民登记，有172万余名选民参加了投票选举，投票率达95%以上。截至2016年8月底，遍及全区的县乡人大换届选举结束，共选举产生市、县、乡三级人大代表3.5万余名；选举产生市级人大常委会和“一府两院”负责人250名，县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一府两院”负责人2600余名，乡（镇）人大主席、副主席和乡（镇）长3400余名。

　　目前，西藏自治区有35963名各级人大代表，其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占92.8%。

　　先前的《十七条协议》和后来的民族区域自治法，都提到要加快发展西藏地方经济，西藏人民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享有充分的自治权。比如，改革开放伊始的1984年，西藏实行了“两个长期不变”政策，即在农牧区实行“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极大地调动了西藏农牧民的生产积极性，生活水平也得到明显提高。又如，在税收方面，全国只有西藏一直执行比全国低3个百分点的税收优惠政策，对农牧民则一直免收各种税费；在金融方面，西藏一直实行比全国低2个百分点的优惠贷款利率和低保险费率政策。此外，还对农牧民实行免费医疗，农牧民子女实行上学免费吃住政策。

　　有了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保障，西藏人民享有继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自由和宗教信仰的自由。在西藏无论是教育领域还是公共场所及社会活动，都采用藏汉两种文字。在书店，两种文字的各类出版物，琳琅满目，内容丰富。西藏现有55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16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大昭寺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藏戏、格萨尔史诗说唱和藏医药浴法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西藏重视文物保护，但凡重大的文物保护项目我都曾参与采访报道，例如，中央拨专款维修布达拉宫工程，从开工到竣工，我跟踪报道了5年。1992年国务院宗教局批准十七世噶玛巴坐床，1995年按宗教和历史定制掣签认定十一世班禅并在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坐床，我都参与了报道。我亲身经历并亲眼目睹的事实证明，西藏人民享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目前，西藏有寺庙及其他宗教活动场所1787座，住寺僧人4.6万人。重大传统节庆和宗教活动如藏历新年、雪顿节、望果节、萨嘎达瓦节、传召大法会等都正常开展。

　　全国支援西藏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的分布特点是大杂居小聚居，地域广阔，东西部发展不平衡。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国家宪法明确规定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共同富裕。

　　全国对口支援西藏，是党中央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作出的重要战略决策。这一决策的实施，使西藏经济结构、经济总量和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实现了重大飞跃，解决了西藏长治久安问题。

　　长期以来，根据西藏的特点和需要，中央在财政、金融、税收和物资、技术、人才等方面持续给予西藏各方面特殊的扶持，努力帮助西藏加快发展，提高当地群众的生活水平。从1980年中央召开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到现在，中央已召开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每次会议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都要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会议的主题均是全国支援西藏，帮助西藏发展，让西藏各族群众受益。

　　上世纪80年代，中央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决定，由北京、天津、上海、山东、广东、福建、四川、浙江和江苏9个省市根据西藏提出的需要，投资4.8亿元援建西藏43项工程。这是中央首次动员全国援藏进行大规模建设，使西藏现代化建设实现一次大的飞跃。43项工程涵盖西藏所有地市，大的有水电站、公路、城市上下水、医院、星级酒店，小的有加工厂、电影院、群艺馆等。从投资、设计、施工到培训均由建设单位负责，被誉为“金钥匙工程”。

　　上世纪90年代，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了“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援藏方针。决定中央直接投资48.6亿元建设62项工程，由29个省、区、市和中央各部委投资31.6亿元援建西藏716个项目，这些建设项目覆盖了西藏所有的地（市）和县。

　　2001年，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决定进一步加大全国支援西藏的力度，形成经济援藏、干部援藏、人才援藏、技术援藏的机制。国家的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中央投资312亿元，建设117个项目，同时财政补贴379亿元。

　　2010年，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进一步加大资金和政策支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援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会议提出，“当前西藏的社会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同时，西藏还存在着各族人民同以达赖集团为代表的分裂势力之间的特殊矛盾。西藏存在的社会主要矛盾和特殊矛盾决定了西藏工作的主题必须是推进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42

　　2015年和2020年中央召开第六、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总结了前五次会议精神和60多年来治藏稳藏兴藏的成功经验，形成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必须坚持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战略思想，必须把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作为西藏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必须坚持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的重要原则，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必须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促进各民族交流交融，必须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必须坚持生态保护第一，必须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政治建设。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是做好西藏工作的根本遵循，必须长期坚持、全面落实，43 明确了“中央支持西藏、全国支援西藏，是党中央的一贯政策，必须长期坚持”。44

　　由于地理、自然、历史的原因，西藏发展落后于全国其他省区，是全国唯一的省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加大了全国支援西藏脱贫攻坚的力度。仅2016年以来，国家就实施产业扶贫项目2984个，建成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点）965个；资助在校贫困学生4.68万人次；把11万个建档立卡贫困对象纳入最低生活保障兜底；国家在西藏落地援藏扶贫项目313个，援藏资金达195亿多元。2019年底，西藏宣布实现了62.8万贫困人口脱贫，取得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胜利。45

　　2021年1月，在西藏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西藏自治区主席齐扎拉说：“半个多世纪前，百万翻身农奴得到解放；今天，西藏彻底摆脱了束缚千百年的绝对贫困问题！”“我们已经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和全国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发展基础之实前所未有、发展机遇之好前所未有、发展后劲之足前所未有。”46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组数字的对比：

　　人口：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西藏地方政府上报人口数量是100万人，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西藏人口为125.1万人，其中藏族人口120.9万人；2018年西藏统计人口为343.82万人，净增200多万人，藏族占总人口90%以上。

　　医疗卫生：旧西藏只有3所藏医机构，没有一张病床。目前，西藏已形成自治区、市、县、乡四级现代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拥有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1661个，病床18942张。

　　人均预期寿命：1951年为35.5岁，2020年增加到71.1岁。

　　教育：旧西藏没有一所现代意义的学校，青壮年文盲率达95%以上。现在西藏有各类学校2995所，其中7所普通高校，在校生84.15万人，形成了完整的现代教育体系。仅近10年来，国家投入西藏的教育经费就达1656亿多元。

　　交通：旧西藏没有一条正规公路。目前，西藏公路通车里程达到11.88万公里，青藏铁路、川藏（部分）、拉日铁路已通车运营，通航机场5个，开通了130条国内国际航线，通航城市61个，西藏已形成四通八达的以公路铁路航空为主体的综合性交通网络。

　　生产总值：1965年为1.29亿元，2020年为1902亿元。（作者为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教授、西藏自治区政府参事。曾在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工作过）

　　注释

　　31《周恩来与西藏》 329页 中国藏学出版社

　　32《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 1页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09年3月

　　33司曹，西藏地方政府“噶厦”主要高级官员，清王朝时称“摄政”，十三世达赖喇嘛时称“伦钦”，后来改称“司曹”，负责协调噶伦与达赖喇嘛的行政工作

　　34《西藏的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白皮书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1992年11月

　　35《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09年3月

　　36《伟大的跨越——西藏民主改革60年》白皮书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19年3月

　　37“热烈庆祝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 《人民日报》社论 2009年3月28日

　　38《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09年3月

　　39《西藏地方史通述》 1442页 西藏人民出版社

　　40《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04年5月

　　41《西藏工作文献选编》 126页 中央文献出版社

　　42见新华社2010年1月20日电

　　43见新华社2020年8月29日电

　　44见新华社2020年8月29日电

　　45“从制度的新生到发展的跨越——写在西藏百万农奴解放62周年之际” 2021年3月28日新华社专稿

　　46《西藏日报》 2021年1月20日

　　（文内脚标数字均为注释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