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同势异：中西古代民族国家历史比较视野中的重大理论反思——评《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
作者：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彭武麟(土家族)
近日读完潘岳先生《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一文(以下简称潘文)，受益匪浅。该文试图从公元300年至600年间西方欧洲历史与中国历史之比较中，发现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在民族国家政治发展道路中的自觉选择及其二者根本之差异，同时对中西学术界有关中国大一统历史连续性、中西民族政治观念、中国历史上族群关系等重大理论话语进行了思辩性反思。作者十分熟悉古罗马史、欧洲中世纪史、中国古代史，同时参阅了大量文献及考古材料，通篇布局与文字表述既展现出宏大视野与终极关怀又不失精细活跃与严谨叙述。
一
潘文选择公元300——600年中西历史内容作为考察分析对象并开宗明义指出二者间历史内容形式之相同与发展演变形势之相异，显示出作者观察问题之准确与分析问题之巧妙独到。即相同的是，在欧洲是日耳曼诸部纷纷入侵罗马先后建立了一个个“蛮族王国”，在中国是“五胡”纷纷南下先后建立了十六个政权；不同的是，在欧洲未能实现统一而走向分裂进入长达一千年之久的中世纪，在中国最终是北方“胡族”政权统一了曾经代表正统的南朝进入了之后的隋唐大一统时代。这一历史现象，虽然在中西学术论著中不乏叙述和讨论，但主要是集中在罗马史及欧洲中世纪史与中国古代史尤其是魏晋南北朝史等专门领域，而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和讨论尚不多见。从史学研究而言，潘文所论主题内容具有跨领域研究的性质，与当下全球史抑或新世界史研究趋势不约而同。质言之，这一时段所谓欧洲蛮族入侵及其发展演变历史无论是欧洲民族政治史还是西方语言、文学、宗教艺术等人文研究中，成果及文献数量不少且水平较高；同样所谓“五胡乱华”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及魏晋文学、诗歌、玄学等研究领域，无论是已有成果还是文献资料十分丰富、不胜枚举。作者将二者联系起来作为研究对象，不仅具有敢于面对前人成说及跨区域、跨民族复杂历史之勇气，而且具有学术创新价值和终极人文关怀。
潘文之要义是认为这三百年间欧洲与中国历史之形同势异，关键在于中西文明之差异，并从二者具体历史演变过程中条分缕析、丝丝入扣，混为一体。主要内容有三，一是文章在交代汉与匈奴“燕然山”之战推动欧洲蛮族入侵罗马及南匈奴南下后，接着介绍三国混战后北方“胡族”人口多于中原汉人史实，再就是历陈自后汉到北魏等十六个政权的“汉化之路”、“一统之制”等历史内容，并结合讨论“汉化”、“汉制”等理论问题；二是文章叙述了欧洲蛮族王国历史发展演变过程，即各蛮族占地建国其中主要介绍的是东西哥特王国与法兰克王国的政治、宗教、文化及其与罗马传统之关系；三是文章从中西比较大视野结合讨论自治与郡县、华夏与内亚、夷夏之辨等历史与理论问题。最后，作者对“中华民族”学术研究进行了简要回顾，并提出了中国民族研究需要中国话语的时代关怀。另外，作者言语与一般学术文章有别，既逻辑严密又生动准确，具有冲击力、感染力。总体来看，潘文研究内容与对象似乎过去学界有注意到，但将二者结合对比考察则过去学界鲜有尝试；更为重要的是，除了精细而生动的史实陈述与罗列外，作者对于中西文明、中国民族历史等理论问题的发现与思辩，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同时有益于推动相关学术研究的发展和创新。
二
首先，通过对那三百年间欧洲与中国“形同势异”之历史研究，潘文的核心观点是中西文明逻辑差异，这一看法不乏个人洞见。众所周知，中西文明问题历来就是思想理论界关注的终极性论题，它涉及哲学、历史、宗教及现实政治生活方方面面，见仁见智。从历史出发，潘文通过严谨的史实说明这一历史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文明中的大一统政治文化传统与西方文明中的自治、分治政治传统。正是这种不同的内在文明逻辑，中国由分裂再次走向大一统，而欧洲则由分裂走向分裂。不仅如此，潘文进而认为中国文明的核心不是礼仪、风俗习惯等等而是大一统政治制度(“超大规模政治体”)。这一看法，对于过去关于中国文明林林总总的概念和理论无疑是一种超越。同时，反观学术界关于中国历史连续性问题的争论，潘文观点也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创新意义。中国文明历史连续性问题是学术界特别是西方汉学界一直思考的课题，不仅各种说法迥异而且目的背景复杂，如地理环境论、结构论、南北对抗循环论等等，实际上近年来关注的“新清史”也与之相关，不过它重点在于讨论清代的族群性问题。不难看出，如何解释欧洲由罗马帝国分裂成几十个蛮族王国终未统一，如何解释中国由南北不同民族政权整合为大一统国家并延续至今，潘文提出的文明核心是政治传统文化论不失为符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观点。
其次，潘文在论述欧洲与中国“形同势异”这段历史过程中讨论“汉化”、“罗马化”问题，具有重大理论反思价值。文章以史实为基础，说明中国北方“胡族”无不以正统自居，力行汉化与汉制，最终统一历来被视为正统的南朝，中国历史由此进入了隋唐大一统时代；欧洲蛮族政权拒绝罗马化或罗马化失败，欧洲由此走向分裂。这一看法，有助于民族与国家历史关系问题的理论认识。在学术界，常常把欧洲作为一个整体看待，而把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叙述，潘文的理论启示在于欧洲历史是分治、族群化历史，而中国多民族国家是统一共治、非族群化历史。特别是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大多对这一问题简单的斥之以“五胡乱华”，而潘文则视之为“五胡入华”，看起来仅是一字之差，实际含义已是理论之别、相去甚远。
第三，潘文关于当时欧洲蛮族政权与中国“胡族”政权的政治、经济及文化政策论述，对于民族史学、民族理论研究具有学术理论反思价值。过去乃至现在，我们在相关学科领域研究中的主要范式基本上是舶来品，特别是民族史研究中以族别历史为中心，而不是从整体性出发观察历史中的多族群之间的联系与共性。与欧洲历史不一样的是，中国各民族历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文章提到的“胡族”政权的创制的“汉制”、“汉法”，而并非被动的同化于汉或“汉化”。这样，对于中外学术论著中汉与非汉的前提预设不啻是有力的反思和质疑。
第四，作者在中西比较视野中对于自治与郡县、华夏与内亚、华夷之辨等学术思考颇有见地，而关于“中华民族”研究回顾中流露出重建中国民族历史学术研究话语的时代关怀。长期以来，思想理论界大多将西方文明之自治、分治传统看作是现代西方出现的前提和动因，而将中国中央集权、地方郡县制的大一统看作是专制暴力成为现代工业资本主义产生的障碍。潘文在历陈西方自治与中国郡县之历史内容后，开始怀疑上述理论的可靠性。对于近年来西方学术界出现的内亚区域研究之“征服王朝”论，作者的学术思辩简短而有力，直指其文化主义立场及未能厘清“礼俗”与“政道”之区别的偏颇。所谓华夷之辨，作者认为是一体内部的随王朝势力消长而时起时落，辩于文化制度而非血统种族，其落脚点在于中华无外。最后，作者在简单回顾顾颉刚与费孝通关于中国历史与民族学术研究的历程中的争论与觉醒，指出近代学术按照西方学术话语撰写中国民族历史的诸种弊端，如大汉族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等，呼吁“中华民族的故事还要由我们自己来写”。
总之，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当下，潘文是新阶段学术创新与自觉的充分体现，难能可贵。反思西方学术话语及其成果，建构中国民族历史研究学术话语体系，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工作，是中国学人新阶段的重要使命。它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学术思想理论事业，既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盲目忽视，既需要有力的组织领导也需要学者专心研究和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