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愿科学在祖国开花、结果——清明追思科技先贤

　　光明日报记者 詹媛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当被问及为何冲破重重阻挠也要回到祖国时，白发苍苍的沈善炯院士吟唱起了这首家喻户晓的抗日歌曲。日前，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相关人员向记者展示了沈善炯生前留下的这段珍贵影像。

　　3月26日，中国共产党党员、九三学社社员、著名微生物生化学家、分子遗传学家、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沈善炯院士在上海逝世，享年103岁。斯人已逝，通过影像观其音容，尽管当时他已身体衰弱，曲不成调，却一字不差吟诵，语句间殷殷深情令人泪目。

　　我国能够成为世界上第4个生产金霉素的国家，正是得益于沈善炯的贡献。尽管金霉素如今是常见的消炎药，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它却是受到西方国家技术封锁的药物。那时，摆脱美国阻挠回国的沈善炯，毅然担下重任，带领团队仅用两三年就取得显著的成果。

　　　苦难读书日 心怀报国愿

　　“沈先生求学之际，正是家国动乱、社会动荡之时。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国民政府连连败退，多数学校、国民也不得不随之迁移，沈先生就是在各处转学、借读中求学。一路兜兜转转，他终于来到云南，通过了西南联大的转学考试。”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熊卫民，因中国科协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与沈善炯结缘，曾为沈善炯整理口述史，并撰写了沈善炯的传记。

　　熊卫民介绍，在西南联大，沈善炯在教授张景钺和陈桢的引导下，对植物发育、世代交替、遗传学、苔藓繁殖等产生了极大兴趣。

　　1942年夏，沈善炯从西南联大毕业，被分配到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植物病理组，跟随戴芳澜教授开始了古瓶菌的形态与生活史研究，勘正了前人对古瓶菌描述的一些错误。他将研究结果写成论文，于1944年4月发表在《美国植物学杂志》上，这是他的第一篇科学论文。

　　1947年，沈善炯前往分子遗传学的诞生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

　　离开祖国前，沈善炯在西南联大的恩师张景钺嘱咐道：“我等待你，望你学成回来。”这句话如千钧之重，时常萦绕在沈善炯的耳边。到美国后，沈善炯不敢懈怠，记住恩师的教诲，决心要早日学成报国。

　　1950年6月，沈善炯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他本想继续进修，多学习些知识带回祖国。然而，很快有消息传来。美国政府取消加州理工著名火箭专家钱学森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禁止其离开美国。沈善炯大感不妙，立马作出决定，拒绝国外导师的进修邀请，订下近期回国的船票。

　　尽管如此，归国过程还是发生了意外。在日本横滨、东京两地，沈善炯遭遇了美国陆军部的扣押。然而，他心中始终怀抱着早日回国参加祖国建设的愿望，从未屈服。数月后，沈善炯才被释放回国。

　　　打破技术封锁 攻克金霉素研制难关

　　“到80多岁时，我常常想，我这一生有两个目的，一个是为了科学，一个是为了我们的国家。”晚年时，忆及自己的人生，沈善炯如是说。纵观他的一生，也是这样做的。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武器、飞机、石油等军事资源遭到封禁，同样在禁运名单的还有抗生素等医疗资源。中国必须迅速开展抗生素研究并实现产业化，以满足医疗、经济等各领域的迫切需求。

　　当时，金霉素的生产一直被美国垄断，其他各国建厂必须与美国工厂合股投资，全球只有美、英、意三国拥有金霉素生产药厂，我国的金霉素全部依赖进口。

　　沈善炯刚刚摆脱了美国的阻挠，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为了祖国的需要，尽管对抗生素研究并无任何经验，沈善炯仍然担下重任。他觉得，打破美国的技术封锁，自己责无旁贷。

　　为此，沈善炯和团队成员来到我国第一家生产抗生素的专业工厂——上海第三制药厂。沈善炯把工厂的工人当作学习和研究抗生素的启蒙老师，常到工厂请教有经验的技术员和工人，虚心向他们学习发酵、提取和鉴定等基本操作，结合国际上业已发表的为数不多的文献展开思考研究。

　　在研发过程中，沈善炯带领着学生和助理们反复地进行实验，并详细记录实验数据。但由于工作缺乏经验，在进行多次发酵试验后，都没有获得一个可以重复的可靠结果。

　　在一次抗生素工作会议上，有人提出，应当注意发酵条件的研究。沈善炯从中获得启发，决定转变工作方向，着手对抗生素发酵上一直被人忽视的接种条件，即接种培养基，接着展开研究。

　　经过沈善炯团队两年多的努力，我国的金霉素研究取得了重大成果。1954年，由上海工业试验所、上海第三制药厂承担的金霉素扩大生产试验工作启动。临床试验发现，国产金霉素副反应很小，成功达到了临床使用的要求。

　　1957年，金霉素在上海第三制药厂正式投产。我国成为世界上第4个能够生产金霉素的国家，金霉素的发酵单位、产品质量等均已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老骥伏枥 开辟生物固氮新领域

　　早年为了国家，放弃遗传学方向的研究，转而攻坚国家急需的金霉素研究，年近六旬时，也是为了国家科研发展的新需求，沈善炯在1973年又受命组建新的研究组，开辟新的方向，从事生物固氮研究。

　　自博士毕业回国以后，沈善炯一直脱离遗传学的主流研究。为了尽快赶上世界研究进展，沈善炯便成天泡在图书馆里，找寻、阅读和抄录遗传学文献。实验室设备落后，条件有限，沈善炯就用一个冰箱、几套培养皿和一些吸管开始做一些简单的实验，向年轻组员演示教学。

　　短短三年内，沈善炯等人就发现了新的固氮基因，证明了固氮基因在克氏肺炎杆菌染色体上呈一簇排列，否定了国外科学家认为基因间存在“静止区”的观点。这一研究成果很快得到发表，并在国际上被大量引用。

　　沈善炯在国内开辟了分子遗传学和生物固氮领域，固氮基因表达与遗传操控方面的研究赶上国际前沿水平，对nif基因的启动子的结构和调节的研究也获得了高度评价。经过三四年的奋起直追，分子遗传研究室成为国际上以研究生物固氮而知名的实验室。

　　1980年，沈善炯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他将一生的心血都奉献给了祖国的科学事业。沈善炯在美国上学时的老师和同学都有获得诺贝尔奖，而学业优秀的他却选择回国。也曾有人问他此生是否有遗憾，沈善炯说：“我的老师和同学都有得诺贝尔奖的，我向来好强，在那念书时可并不比其他同学逊色。”然而他接下来的话却更震撼人心：“但是，论起对中国的贡献，这些跟回到自己的国土去建立实验室、培养学生，使科学在自己的国土开花、结果，还是不能相比的。”

　　《光明日报》（ 2021年04月05日 0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