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

　　图①：西安事变史实陈列室内场景。人民日报记者 龚仕建摄

　　图②：兵谏亭。人民网记者 吴 超摄

　　图③：西安事变后，当时国内报纸的报道。人民日报记者 张丹华摄

　　图④：1936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与张学良会谈的小客厅。西安事变纪念馆供图

　　骊山北麓，华清池畔，五间厅墙体上的弹孔清晰可见。

　　兵谏亭侧，游人如织。西安临潼华清宫，在《12·12》西安事变实景演出中，交错的光影让人仿佛回到了那个风云激荡的历史时刻。

　　兵谏亭、新城黄楼、张学良公馆、杨虎城止园别墅、高桂滋公馆等西安事变旧址分布于西安市区不同的角落。如今，再一次走近、聆听，穿越时空的隧道，历史的回响仍不绝于耳。

　　民族危亡，挺身而出

　　西安市青年路117号，是杨虎城将军纪念馆。这里原为杨虎城止园别墅，园内二层阁楼已历经80多年的岁月。

　　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华北事变，民族危亡！蒋介石以“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拒绝抵御外敌，继续镇压抗日救亡运动并命令张学良率东北军、杨虎城率第十七路军“围剿”已到达陕北的红军。

　　把各种要求抗日的力量汇合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御外敌，这一使命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

　　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根据日本加紧侵华后中国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同时，对张学良、杨虎城及其所部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他们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在杨虎城止园别墅一楼会客厅，杨虎城先后会见过共产党人王世英、王炳南、南汉宸等人。作为秘密接待处，杨虎城与中共联络人员在这里达成共同停战、一致抗日的初步意见。

　　民族危亡之际，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三方确定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各守原防，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密切联系，共同为抗日做准备工作。

　　建国路69号，张学良公馆坐落于此。三幢西式小楼依次排开，青瓦盖顶，中楼屋顶斗拱挑檐。小楼对面是西安事变史实陈列室，陈列室中一张东北军与红军联欢照生动形象，印证着当时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和红军在西北的抗日联盟初步形成。

　　“西安事变之所以是历史的转折，主要在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团结更多的人，集中各方力量共同抵御外敌。”在西安事变纪念馆研究馆员石八民看来，正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发动兵谏，逼蒋抗日

　　1936年9月1日和17日，中共中央先后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和《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提出“逼蒋抗日”的总方针。

　　12月9日，西安城内1万余名学生举行请愿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指令张学良实行武力镇压，张学良赶到西安灞桥劝阻学生。他为慷慨陈词的学生们的爱国热忱所感动，答应在一星期内用事实回答他们的要求。

　　同日，蒋介石为了加强对张、杨的压力，宣布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他的这些部署，既是为了大举“剿共”，同时也是准备解决张、杨的问题。张学良在12月10日、11日又两次向蒋介石进谏，竟被蒋介石斥为“犯上作乱”。

　　发动兵谏，逼蒋抗日！12月11日晚，张学良、杨虎城达成一致，决定实行兵谏。当晚，张学良公馆西楼灯火通明，一场严密的战略部署后，八项抗日主张也基本草拟。

　　“控制西安全城，囚禁国民党要员。”是夜，杨虎城将军在新城公馆秘密部署后，张学良带领东北军重要将领来此汇合，二人共同坐镇指挥，西安事变一触即发。

　　12月12日凌晨，按照张学良、杨虎城商定的计划，东北军一部包围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第十七路军同时控制西安全城，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

　　事变发生的当天，张学良、杨虎城等18位高级将领署名发表《对时局通电》，说明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被迫发动事变是为了敦促蒋介石进行抗战。通电提出“停止一切内战”“释放一切政治犯”等八项抗日主张。

　　扣留蒋介石后，张学良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吾等为了中华民族抗日利益，不顾一切，今已将蒋等扣留，兄等有何高见，速复。”

　　接到张学良的电报后，中共中央紧急开会商定，对张学良、杨虎城积极援助，力促实现抗日主张。一面于15日和19日先后两次致电南京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和具体建议；一面应张、杨之请求，集中红军主力南下西安附近的三原、泾阳等地，向东北军、第十七路军靠拢，准备随时迎击国民党对张、杨的“讨伐”。同时，中共中央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到西安和谈。

　　如今，骊山五间厅玻璃窗、墙壁上的弹孔依旧清晰，兵谏亭旁的虎斑石“蒋介石藏身处”前来参观的游客驻足凝视，仿佛穿越回那个激荡的时刻。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后，全国形势愈加复杂。“以何应钦为首的国民党亲日派主张轰炸西安，若如此，内战将全面爆发，只有和平解决，才能形成一致抗日的局面。”西安事变纪念馆讲解员候敏行指着墙上当时各大报刊的报道说。

　　12月17日下午，周恩来等作为中共中央代表飞抵西安。周恩来与张学良商谈了关于正确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住在张学良公馆东楼。经过与张学良、杨虎城分别谈话，三方面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

　　12月23、24日，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宋子文、宋美龄与张学良、杨虎城谈判。最后达成六项条件，其中包括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等。

　　张学良公馆西楼，会议室里陈列着当晚和谈的摆设，塑像人物还原了三方和谈的情景。几名游客驻足凝视，沉浸在和平谈判的历史瞬间。

　　12月24日晚，周恩来在高桂滋公馆会见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蒋介石表示同意谈判议定的六项条件。但他要求不采取签字形式，而以他的人格担保履行这些条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局面基本形成。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国共合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成功实践。”石八民说。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它粉碎了国民党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阴谋，促进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大势。

　　在西安事变史实陈列室，毛泽东对于西安事变评价的一句话在灯光的映照下熠熠生辉：“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

　　如今，西安事变纪念馆已经成为红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一幅幅历史照片、一件件文物文献、一幢幢文物建筑，讲述着那一段风起云涌的峥嵘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