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重谈中美关系四十年：利益让我们不会太好 也不至于太坏

　　“特朗普欠我们一笔债”

　　“共同利益”之变

　　中美关系搞好可能很难，但不能搞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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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9日，于中美关系动荡之际，央视新闻《相对论》对话前驻美国大使、博鳌亚洲论坛前秘书长、博鳌亚洲论坛咨委周文重。

　　周文重曾先后4次常驻美国，在美国的东西两岸工作生活了17年。休斯敦总领事馆开设时，他就身在美国。对话，就从休斯敦开始。

　　以下为对话实录：

　　记者：8月16日，中国驻美国休斯敦总领馆的馆员乘坐中国政府包机回国了。两个大国在外交事务中发生了如此突发的一个事件，对于外交官来说，他们身上要承担什么样的压力？

　　周文重：这是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或者说，在任何两个建交国之间都是很少发生的事情。美苏之间发生过，对于中美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特朗普现在周围有一些鹰派，对其有很大影响，他这样做一方面是向中方施压，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国内政治考虑——他要拉抬他的支持率，目前和拜登相比他占下风。

　　记者：馆员回国之后，外交部授予三等功。

　　周文重：对，集体三等功。

　　记者：我们以前可能更多是在部队里看到三等功，在外交系统立三等功意味着什么？

　　周文重：集体三等功是一个集体的荣誉。休斯敦总领馆在如此困难的环境下，坚持站完最后一班岗，三等功是对他们所做贡献的肯定。

　　“特朗普欠我们一笔债”

　　记者：您是一位资深外交官，老美国大使。当两国之间发生这种突发事件时，作为一名外交官，他们身上要承担多大的责任和压力？

　　周文重：休斯敦总领馆本身有什么责任，这很难讲，因为责任不在领馆。这完全是特朗普政府的歪招、邪招，违反国际法，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他欠我们一笔债。

　　记者：休斯敦总领馆，它身上所担负的仪式性，或者说历史意义更多一些，因为它是1979年我国在美开设的第一个总领馆。

　　周文重：对。我是1978年年底被派往美国的，那时还只有联络处，但不久，1979年1月份，邓小平同志访美，中美关系正常化，联络处随即转成使馆。当时主要的工作责任，是打开中美关系，推进中美关系的正常化。

　　“共同利益”之变

　　记者：四十年前尼克松访华的时候，说过一番很有名的话，他说中美走到一起，并不是我们有共同的信仰，而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利益，还有共同的希望。这个希望是什么？共同的利益是什么？

　　周文重：共同利益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在中美苏三角关系中对付苏联。1968年发生了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因为当时新政府的领导人上台以后要搞改革，勃列日涅夫不同意，便以华约的名义，调集二十万部队入侵，提出有限主权。而且勃列日涅夫要跟美国平起平坐，搞军备竞赛，所以美国感到有压力；从中方来看，当时也有压力，勃列日涅夫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中苏爆发流血冲突——珍宝岛事件，随后中苏边界谈判以失败告终。在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下，中美走到了一起。

　　另外我国本身也有一个逐步对外开放的意愿，所以中美建交关系正常化带动了一大批国家和我们建交。

　　我觉得从使馆角度来讲，或者从使馆前身联络处的角度来讲，共同的希望一是要帮助美国人正确地认识中国，另外要和美国的政府上上下下建立正常的工作渠道。

　　记者：难不难？

　　周文重：我想当时美国人有需要，因为从中美关系刚打开前后吧，有中国热，我们也做了一些美国人很欢迎的事，比如在美国举办了出土文物展览，尼克松访问，我们送他一对熊猫，等等。周总理请尼克松吃饭，在饭桌上，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尼克松夫人，她很高兴，所以这样一些友好的姿态，在美国来说还是很得人心的。

　　另外，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这个对美国企业界来说，他们梦寐以求打开中国的市场，大家愿意和中国来往，愿意了解中国。

　　记者：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时，中美之间共同的利益又是什么？

　　周文重：到了八十年代，中美的共同利益比较明显地转到了经贸方面。

　　记者：到了九十年代，应当说您是几乎整个九十年代都在美国工作。中美两国之间共同的利益，和八十年代相比，有变化吗？

　　周文重：因为中美关系一方面在发展，但另一方面美国人看中国国力越来越强，防范之心也在增加。

　　记者：那个时候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是什么？

　　周文重：就是你发展你得接受其他人的发展，你不能够把别人的发展，看成是对你的挑战，这样的话这就很容易出问题。

　　记者：您于2005年至2010年担任驻美大使期间，曾在公开场合接受记者采访时讲过，三十年前中美建交，不会想到今天中美之间会走到这样的一个——因为当时佐利克（前美国副国务卿）提出——叫做利益攸关方。也就是说，双方互动还是比较紧密的。在当时您在美国做大使的五年，中美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是相对更融合，还是？

　　周文重：归根结底就是你美国人能不能够接受一个像中国这样的伙伴和平崛起。中国现在和他相比还有很多的差距，这个差距在缩小，所以美国也很紧张。当年日本GDP到了它的百分之六七十的时候，他不就强迫日本签了广场协议，后来造成了日本二十年的停滞，现在我们也到了这个关口，到了他的百分之七十了，他心里觉得，再不想办法，你就跟我一样了。

　　记者：回看七月份，中美之间传来的都不是好消息，从美方各种高官在各种公开场合表述出的对华政策的突然转向，对两国关系来说，会产生什么影响？

　　周文重：蓬佩奥的“新铁幕演说”目前没有人呼应，等于他在唱独角戏，这可能在他意料之外，另外国内反对的声音在慢慢出来。有一百个专家学者签了一封公开信，反对对中国采取这样一种极端的政策，现在签名的人已增加至一百八十七。

　　记者：什么人在签名？

　　周文重：美国的企业家、专家、学者，签名, 去年在《华盛顿邮报》上刊登的这封公开信，签名人数还在增加。

　　记者：您觉得这个数字——不到二百人，他们的份量有多大？能不能改变政策？

　　周文重：那也是美国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当然要改变特朗普这可能还做不到。希望更多的美国人能站出来讲话，现在当然也有大选的政治因素在里面。

　　记者：其实国与国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一样的。

　　周文重：对。

　　记者：人跟人之间相处，看不顺眼是很正常的事。问题是，看不顺眼，不是说我跟你能断就断，我还得跟你相处，因为世界上就这么几个国家，必须得相处。那么现在在双方关系不太融洽的时候，找到共同利益的可能性还有吗？

　　周文重: 我觉得有。共同利益实际上就是共同发展，我们的新型大国关系里面说的很清楚，不冲突、不对抗，这就是共同利益。应该互相尊重、合作共赢。如果能做到，这是对双方最有利的。

　　中美关系搞好可能很难，但不能搞坏

　　记者：我们以前总是说，中美关系再坏不会坏到哪儿去，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在当下，这句话还起作用吗？

　　周文重：中美关系，因为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政治制度不同，这么大的差异，两国关系能好到哪去？能够自建交以来四十年发展到这个程度，已经很不容易。但是中美都是核大国，如果政治关系搞坏了，那就是灾难，所以，习主席2015年去美国时候就说，世界上本来没有“修昔底德陷阱“，但是有些大国总是战略误判，就给自己制造了一个“修昔底德陷阱”。

　　记者：您觉得中美之间还能再回到以前平静的状态吗？

　　周文重：回到以前不可能了，基辛格也说，回不到过去了。主要原因是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变了，这是一个最大的变化，美国不再把我国当成合作伙伴， 而是一个对手、政治敌手。

　　记者：那么未来中美之间最舒服、最合适、最妥当的一种相处方式，又会是什么样的？

　　周文重：学会怎么和一个发展中的和平崛起的中国相处， 这是美国的问题和挑战。因为实际上来讲，中国的崛起不可避免，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差距还是很大，但是这个差距在比较迅速地缩小。我们一直在跟美国讲，我们不会取代你，也无意挑战你，但问题是美国得听得进去。而且，从我们的做法上来看，我们没有军事集团，和冷战时期前苏联的做法完全不同，美国不应该把我国看成第二个前苏联。

　　记者：为什么这笔账算不清呢？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美交往了这么久，按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应当说编织的很紧密了。在这种情况下，采取目前这一系列的举动，难道自己不受害吗？

　　周文重：中美关系搞好可能很难，但不能搞坏，所以怎么能够维持中美关系的稳定，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尤其对我们崛起当中的中国来说，怎么能够把中美关系维持好，稳定住，对我们的外交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想，对美外交，竞争不可避免，但竞争应是积极的竞争，双方应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特别是要避免冲突，防范风险，积极竞争，务实合作，我们还要把对美外交这四个部分做下去。

　　记者：就是怎么能够防止民众的一种情绪化，会反过头来影响中美中间的关系。

　　周文重：是有这个问题。很多美国朋友也说，特朗普的一些做法或者他说的一些话，你们不要太当回事，不要被他牵着鼻子走。我觉得有道理。特朗普现象，反映了美国现在当下的一个处境，因为美国现在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它也面临困境——实力下降凸显内部矛盾、贫富差距等棘手问题，很容易的一个办法便是甩锅，转移注意力，这个就是特朗普在做的事。

　　当然，因为老百姓生活水平也受疫情等原因的影响， 他把疫情怪罪中国，老百姓不明就里，他说“中国疫情”，可能很多人就认为这是“中国疫情”，所以又要我们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当然美国也有人站出来把话说清楚，但像福奇这样的人占少数。所以公众的情绪受其影响，有时候也情有可原。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自己去思考、去碰壁。特朗普在历史上留下非常负面的一笔，很难交代其在历史上的责任，没有一个总统是像他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