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式双重标准，根深蒂固的霸权逻辑(深度观察)

　　众所周知，美国国内执法部门的执法权威有充分法律保障，任何人若是抵抗执法或试图袭击执法人员，必将招致严惩。纵观美国历史，无论是联邦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在处理游行示威活动酿成的社会骚乱时，也是该出手时就出手，不会有丝毫犹豫。然而，在国内将执法权威视为社会常识的一些美国政客，却时常无端对其他国家警方正常执法妄加攻击。事实两相对照，华盛顿政客根深蒂固的霸权逻辑、所秉持的双重标准清晰地暴露在世人面前。

　　每当有人在游行示威时逾越法律界限，美国执法部门必然强力出手

　　日前，两所美国知名高校之间的一场传统体育赛事，最终闹出了警察强力清场风波。11月23日，一年一度的哈佛—耶鲁橄榄球赛在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举行。比赛进入中场休息，一群关注气候变化问题的示威者涌入球场，要求学校董事们退出化石燃料行业。因为部分示威者迟迟不愿离场，赛事难以继续，当地警方随即采取了逮捕清场行动。25日，当地政府进一步发布公告称，将正式对其中42名抗议者提起诉讼。

　　该事件经媒体曝光后，警方的做法没有引起任何质疑，反而是示威者的激进行为招致诸多批评。事实上，纽黑文警方对这场球场风波的处理，堪称标准美国执法实践。近年来，受种族歧视、枪支暴力、政治极化等深层社会弊端影响，美国不时爆发大规模游行示威，个别还演化成了街头暴力事件。每当有人在游行示威时逾越法律界限，美国执法部门必然强力出手。

　　今年夏天，地处美国西北的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出现多次“巷战”——极右翼群体和左派激进分子选择了同时在该市进行游行，并一度拳脚相向。6月29日，双方“对峙式”游行开始不久，投掷物就开始在现场出现。随后，当地执法部门迅速取消游行许可，将现场状况判定为骚乱，使用闪光弹和橡皮子弹驱散人群，并对施暴者实施逮捕。波特兰警方的行为受到了当地政治人物的普遍支持，其高效行动还赢得不少公众赞赏。波特兰市长泰德·惠勒指出，无论是谁，以言论自由为幌子实施暴力行为的人，在波特兰都不会受欢迎。俄勒冈州联邦检察官比利·威廉姆斯表示，“这些罪犯（指涉暴分子）必须被追究责任”。

　　在美国，执法人员对于公共示威者动用暴力手段完全不会容忍，更不用说示威者挑战执法或者危及执法人员安全。现任教于旧金山州立大学的詹姆斯·达德利曾任旧金山警察局副局长，有长达32年的执法经验，并亲自指挥处理过多起社会骚乱事件。他对本报记者表示，当抗议活动演变成暴力或破坏财产的行为时，警方就得有所行动。“任何国家都不应容忍纵火、攻击等行为，违法者必须被逮捕。”达德利如是强调。

　　美国政府强力平息大规模骚乱的记忆，依旧留在许多美国人的脑海里

　　应对不同类型的社会公共安全事件，美国执法部门向来分工明确，行动果敢。记者在华盛顿亲历过的数场游行示威活动，虽未出现大规模暴力，但执法人员总是全副武装地在现场严阵以待，消防车等装备则随时待命，有时还会出现骑警在周边巡逻。

　　曾参与调查处理美国前总统肯尼迪遇刺案、“9·11”事件等要案的康涅狄格州警政厅前厅长李昌钰介绍，在美国，一般小型的暴力游行集会由地方警察处理，摄影取证，事后逮捕；大的暴力游行集会由州警出动处理，消防车冲水驱散，用防暴车分离示威者和群众，现场逮捕领头人或袭警人员；如果规模更大、事态更严重，将由国民警卫队出动，使用烟幕弹、催泪弹等，宣布紧急命令、宵禁等。

　　仅过去一年多来，美国执法部门就强力出手，处理了数起引发全国关注的游行示威活动。2018年6月，大量公众违规在美国国会办公楼内抗议现行移民政策，导致575人被捕；同年9月，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就布雷特·卡瓦诺出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举行听证会，国会警察在3天内逮捕了212名激进抗议者；12月，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靠近美墨边境处举行的要求停止拘留和驱逐中美洲移民的抗议活动中，32名宗教领袖和社会活动家因不服从现场执法人员指挥而被捕。

　　时至今日，美国政府强力平息大规模骚乱的记忆，依旧留在许多美国人的脑海里。1992年，洛杉矶爆发美国20世纪最大骚乱，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为平息骚乱甚至出动了海军陆战队第一师以及陆军第七步兵师。统计显示，平息骚乱过程中，当局共逮捕了约1.2万人。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席卷全美，执法部门对该运动高度戒备。在该运动大本营曼哈顿祖科蒂公园清场过程中，纽约警方出动上千警力，逮捕了200名拒绝配合的抗议者。有媒体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甚至对该运动拿出了对付“恐怖分子”的相关手段。2014年，密苏里州小镇弗格森发生严重种族骚乱，该州州长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出动大量警员以及装甲车等重型装备平息骚乱。2015年，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再度发生种族骚乱，该州州长同样宣布紧急状态并实施宵禁，同时还调动数千名国民警卫队员平息骚乱。

　　当其他国家一些地方的暴徒上街作恶时，一些美国政客却拿出了截然相反的立场

　　在美国国内，公众根本无需担心执法部门执法权威不足问题。相反，过度执法、暴力执法却是美国社会长期面对的一大难题。美国联邦调查局2017年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美国执法部门共实施逾1000万次逮捕（不包括违反交通规则的逮捕），平均每十万居民中有3298.5人被逮捕。据《华盛顿邮报》网站统计，美国警察仅2018年就射杀998人。

　　为何在国内处处讲究尊重执法的美国政客，却总是无端指责其他国家警方的正常执法行为？有专家表示，这充分暴露美国政客的双重标准。

　　今年夏天，波特兰市出现极右翼组织和激进左派组织的暴力冲突之后，资深保守派政治人物、得克萨斯州联邦参议员泰德·科鲁兹联合另一位联邦参议员提起一项决议案，严词谴责暴力，并呼吁将成员身穿黑衣、头戴面罩的激进左派组织“安提法”定性为国内恐怖组织。面对“安提法”成员屡屡头戴面罩实施暴力，许多美国执法人员提出要求，希望立法禁止公众头戴面罩参加示威游行。事实上，各种版本的“反面具法”早已在美国许多州和县市得到执行。纽约州从1845年起就已有相关法规。其他一些地区的“反面具法”则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中期，当时美国地方政府正纷纷采取措施对付极端组织3K党，其成员通常披戴白色亚麻布头罩。

　　然而，当其他国家一些地方的暴徒上街作恶时，一些美国政客却拿出了截然相反的立场。不久前，当中国香港特区政府着手制订“反蒙面法”，美国一些人对这一在美已有悠久传统的法规，却抛出了许多怪声怪调，动辄称这将损害香港“民主”。

　　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库恩对本报记者表示，任何国家都不能允许暴力行为破坏社会、破坏经济，法治是国家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有序的基础，警察有遏制暴力和违法者的责任。在库恩看来，过去几月来，香港警察总体保持克制，而极端示威者则一再试图激怒警方，美国政客如今选择批评香港警方，背后有他们不会明说、却更深层次的动机——“对中国崛起根深蒂固的不安和彻头彻尾的政治机会主义”。

　　（本报华盛顿11月28日电）